中共同志们知道了我的心情，有意无意的表示希望我走第二条路，因而我在大会没有开幕以
前，就开始准备北返了。
当时我虽然意态消沉，但仍照常参加各种宴会。开会前每天的晚宴席上，孙中山先生往
往要发表长达两小时的演说。他以迟缓而沉重的语调，讲解他对大会的希望。在我所能记忆
的他所说的要点是：辛亥革命的失败是由于轻视革命党的作用，力言当时“革命军起、革命
党消”这种主张的非是，证明此后应有一个组织严密的国民党，本革命的三民主义，完成革
命与建国的任务。他这些话常使在座听众大为感动。
孙先生在演说中将俄国革命与中国革命作比较的时候，说到俄国革命的胜利是得力于俄
国共产党组织的坚强，但其所标榜的共产主义却失败了。他说俄国现行的新经济政策，与太
平天国所实行的天朝田亩制是相类似的。俄国尚不能实行共产主义；那末，在中国实行三民
主义是最恰当的了。当他论到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时，他总说民生主义即社会主义，
又名共产主义，理想是一致的；因此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中的一个部分。但他否定阶级斗争
之说，认为在中国只有大贫与小贫的区别，并无阶级的显明分别。
他所以着重说到这些问题，用意很明显，是想将所有的革命者都团结在三民主义的旗帜
之下。但我从旁观察，他的说服力也是有限度的。我觉得有些在座的国民党人物，对于共产
党员能够真诚信仰三民主义一点，抱有怀疑。至于在座的共产党代表们，对于他批评俄国革
命及共产主义的各种说法，则表示不安。当国民党人对孙先生这样的论点鼓掌欢迎的时候，
我从未见有任何共产党人表示附和。
中国国民党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原定一月十五日举行，因筹备不及，延到二十日才正式
开幕。开幕的时候，孙中山先生任主席并致开幕词，旋即指定胡汉民、汪精卫、林森、李大
钊、谢持五人为主席团。
第二天继续开会，由胡汉民任主席，讨论大会进行的程序问题。在这次的大会中，两个
刚加入国民党的青年共产党员毛泽东与李立三发言最多。我却坐在那里，一言未发。据我的
观察，许多老国民党员大都以惊奇的眼光注射着他们两人，似乎有“那里来的这两个年轻陌
生人？意见何如此之多？”的疑问，少数老国民党员又似乎在欣赏他们这样的青年精神。散
会后，汪精卫曾走过来向我说：“究竟五四运动中的青年不错，你看他们发言多踊跃，态度
多积极！”
这是我所参加的唯一的一次正式会议，再没有更多的机会聆听毛泽东和李立三的高论
了。后来有同志告诉我，他两位始终是在大会中发言最多的；而且彼此意见常有出入。李立
三原名李能至，是初回国的留法勤工俭学学生，这次充当汉口市的代表，单枪匹马的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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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上发表了不少批评国民党的议论。毛泽东并不与他采同一的立场，常依据孙先生的说法来发
挥他自己的意见。这是他们两人的初次交锋。
当天晚上，在鲍罗庭家里的一次集会上，我们讨论如何使共产党员在大会上发言趋于一
致的问题。讨论完结后，我即向在座的李大钊、谭平山、瞿秋白、鲍罗庭等人提出我先行北
返的意向，理由是看来大会一时不易结束，而全国铁路工人代表大会即将举行，我应赶往主
持。我的提议为他们所接受了。由于我行前有些事需要料理，于是我托谭平山和李大钊分别
向孙中山先生和大会主席团代为请假。
孙中山先生知道我要提早离开广州，便约我晤谈。二十二日晚上十一时，在西濠酒店夜
宴后，晤谈即在大厅中举行。我向他报告我发动铁路工人组织和参加二七罢工的经过，罢工
失败后，经过许多艰苦，铁路工人的秘密组织才渐恢复，我们已决定在“二七”一周年纪念
日（即当年之二月七日）在北京秘密举行全国铁路工人代表大会。现在距会期不远，我是主
要负责人，是非赶回去参加不可的。孙中山先生也不问我对大会有何意见，便欣然表示赞成；
并说去主持铁路工人代表大会比出席这次大会还更重要而迫切，应当从速赶往，至于彼此见
面交换意见，此后还有很多机会。于是我们握手道别，谁知这竟是我和孙中山先生最后一次
的面谈。
孙先生知道我对国共关系问题有不同的意见，但他极力加以弥缝。就在这天的深夜，他
派亲信送给我一封信并附了二千银元，托我捐给铁路总工会，祝贺这次铁路工人代表大会的
成功，并希望我个人的工作能够顺利发展。
二十三日我离开了广州。我这次来去匆匆，人们也许可以看出我的处境和情绪，也许可
以看出中共内部的烦恼，而国共关系发展的大势，也许可以从这里反映了一些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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