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谈话处”即番摊馆和鸦片馆，为军人包烟、包赌筹饷的所在。
第四章 国共初期的纠纷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能以一个新的政纲来团集革命势力，是令人鼓舞的，但
也是甚难达成目的。国共两党离奇的结合关系，实是中国前途上的一个大暗礁，也是一切纠
纷的焦点。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三日，我离开广州；路经上海时，曾将我在广州所发现的问题告知
陈独秀先生。我曾向他指出，国共组织混合，一些中共党员担任国民党内的重要职务，在我
看来是不会有好结果的。我要求国共两党在民主的基础上保持相当的距离；但是在广州无法
贯彻我的主张，希望中央予以注意。陈先生对我的说法并没有否定；他似采取“等着瞧”的
态度。
一月底，我回到了北京。我也向北京的同志们申述，但我不愿再引起争论，所以措词比
较和缓。我着重说因国民党代表大会一时不能结束，又因列宁逝世须停会三天，所以我为了
铁路工人代表大会必须提早北返。北京的同志们仍是支持我的看法，也同愈我向大会请假的
举动。
铁路工人代表大会按期于二月七日在北京秘密举行。到会代表约二十人，代表各主要铁
路的秘密工会。我向大会发表一篇题为《国民革命与铁路工会的任务》的报告；提出工人应
拥护国民革命，力争工会自由和改善工人生活等主张。大会接纳了我的报告，据此发表了宣
言，并曾致函中共中央和孙中山先生，表示对他们支援铁路工人的谢意。最后，大会选举了
全国铁路总工会执行委员会，正式宣告铁路总工会的诞生。邓培当选为委员长，我当选为总
干事，办事处设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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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铁路总工会的组成，表示铁路工人又从“二七”的创伤中站起来了。分布在各铁路站的
工人秘密小组人数增加起来，工作也较为活跃。当时各地铁路工人中，虽还没有国民党的组
织，但对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甚表兴奋。不少的铁路工人说：“现在国共一家，合力革命，
吴佩孚快完蛋了！”铁路总工会已经建立，为“二七”烈士报仇的声浪高涨起来。这就引起
军阀们的注意，不久，铁路工会又遭受一连串的压迫。
铁路总工会成立后不久，李大钊先生和其他出席国民党代表大会的代表们回到北京，带
来了不少的消息。
李大钊先生初回北京时非常乐观，极力称许这次大会的成就。他指出这次大会所发表的
宣言、通过的党章和决议等具有划时代的价值。他称道孙中山先生和国民党主要负责人对这
次改组的决心和诚意。他相信国共合作的发展，会很顺利。
他告诉我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会设在广州，另在上海、北京、武汉设中央执行部。执行部
的职权很大，以中央直属机构的名义，全权领导各该管区的党务。孙先生希望老国民党员分
担各执行部的领导名义，提拔一些新进的同志，来担任各执行部的实际工作。上海执行部预
定由胡汉民、汪精卫主持，毛泽东以秘书的名义担任该部的实际工作。武汉执行部预定由居
正、覃振主持；孙先生希望我能去那里担任实际工作。北京执行部派定丁维汾、王法勤、李
大钊三人主持，至于实际工作人员，则由他们三人选任。
李先生根据这种情况，问我能不能去武汉。关于这一点，他还对我有详细的说明。他叙
述孙先生强调提拔新进的主张时，曾以我为例来说明。他说曾有人向孙中山先生进言，认为
我反对国共合作，不应列名为中央委员，此次出席大会又中途退席，足见仍有不满的意见。
可是，孙先生坚决否定这种说法；他指出我既来出席，足证并无根本反对意见，至于因重要
工作提早北返，那是他详细知道的事。他认为即使我曾批评过国民党，现在不加计较，也足
证他是大公无私的。李先生又指出孙先生对我的印象很深，几次称我为“五四运动的能干的
学生代表”，因此，他要分配我一项工作。
李先生也很直率的告诉我，居覃两位虽曾托他向我代达欢迎的诚意；但他却从旁听说这
两位先生有些以我不易驾御为虑。他个人和中共中央目前都以发展国共合作为当务之急，所
以希望我能去武汉，并相信我能够克服一切困难。不过他也向我声明，这件事中央和他个人
都愿听任我自己的考虑决定。
我说，我不愿去武汉担任国民党的工作。我说明我并不以为我不能与居覃两位合作；也
不是为中央所顾虑的，我这个在吴佩孚眼中的“二七要犯”在武汉会有不易避免的危险；而
是我根本不赞成这样做。我还进而劝他，中共党员分据国民党机构的要津，并无重大作用，
反而会引起一般老国民党员的嫉视。这样，这个拟议就被我婉词谢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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