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的指示也到了。中共的政策也就由怀疑国民党将与军阀妥协，反孙北上，转变为迎孙北上，
促成国民会议的召集。
① 冯在撵曹锟下台后，以曹的名义任命与国民党比较接近的黄郛组织摄政内阁，暂时看守各中央机关。
黄就任后，定十一月十四日宴请在北京公使团，但公使团竟拒绝赴会，黄只好临时取消实会，这显使冯感
觉公使团方面不满他的做法。
第二章 国民党在北京的政治会议
十二月四日，一代巨人孙中山先生到达天津，使北方的革命人士和民众大感兴奋。不料
他突为病魔所侵袭，致令他北上雄图归于泡影。在孙先生病危时期，国民党陷入苦难之中；
幸赖高级人物—包括共产主义者在内—极力维持团结；同时广东方面又获得第一次东征的军
事胜利，广州政府地位得以稳固；这样，他的逝世，才不致使国民党发生根本的震荡。
在孙先生到达天津以前，北京的临时政府就已经组织好了。十一月二十二日，段祺瑞由
天津入京，二十四日就任临时执政府执政。段祺瑞这个北洋军阀的元老，原已无力左右北京
政局，在这次反直战争中，他的嫡系卢永祥又因战败而失去浙江地盘；所以他这次的出山，
其实是在张作霖、冯玉祥两大军事首脑鉴于时局的需要而捧出来的。
段氏上台以后，表示外崇国信，尊重对外条约，以期获得外交团的承认；同时主张召集
善后会议，并于十二月二日制订以军阀官僚为主体的善后会议条例。这与孙中山北上宣言中
所主张召集的以人民团体代表为主体的国民会议，以及废除不平等条约之精神背道而驰。因
此，孙中山先生到达天津之后，就与段执政发生了歧见和争执。
孙先生一到天津，即感不适。当时北京革命圈子内盛传他不过是患着轻微的感冒，也许
是政治病。因为与他有过同盟关系的段执政，不征求他的同意，完全从相反的方面，迳将一
切国是按己意安排，使孙先生没有置咏的余地，所以索性称病。
段祺瑞的所作所为摧毁了三角联盟，也使国民党内部趋于团结；中共的党员们至此也相
信孙段之间是不能妥协的；党政要人们多仆仆于京津道上，商讨时局对策，并组织民众团体
代表到天津去探病，慰问孙先生，表示支持，从而打击段祺瑞的气焰。
十二月中旬，我也率领了一个数约十人的铁路工会的代表团到天津去探视孙先生。那时，
孙先生已卧床不起，由他的秘书汪精卫接见。见面后，首由铁路工会领袖邓培、孙云鹏表示
慰问，并声明铁路工人一致支持孙先生的主张，汪精卫当即代表孙先生表示谢意，并说一侠
孙先生病愈，将约期亲自接见。
接着，汪精卫向我暗示，孙先生的病况，比外间所知的要严重得多，他又问我：“你看
孙先生抱病进京好，还是趁早离津南下，择地就医好呢？”我答以这要取决于孙先生的病状
和他自己的意向。他又说：“段执政是不尊重孙先生主张的；张作霖又要求孙先生放弃联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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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政策以敷衍东交民巷；冯玉祥又因实力不足，表示消极；在这种局面下，孙先生到北京去，
又能有甚么作为呢？”我答复他的大意是：孙先生如果南下就医，可能会给人以在政治上退
却的错觉？
如果到北京去也可以就医的话，在政治上有多种积极的意义，最少是能将北方民众都团
结在孙先生的旗帜之下。汪答应将我的意思转告孙先生。
孙中山先生应否抱病进京，确是当时议论纷纭的事；那时也尚无人知道他所患的竟是肝
瘤绝症。一般国民党要人都从赴北京可能获得的医疗条件和政治需要来研究这个问题，结果
多数主张他到北京去。孙先生本人也同意了。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孙先生在民众盛
大欢迎之下，抱病到达北京。
孙先生到北京以后，已不能接见宾客和处理事务；因而他立即指派在北京的国民党中央
执监委员组织一个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据汪精卫宣布，这个政治会议是临时性质的，
代替孙先生在医病期内处理一切政治事务。其名单以汪精卫为首，包括李石曾、吴稚晖、于
右任、丁维汾、王法勤、李大钊和我等十余人（后来陆续增加了几个到北京来的国民党中央
执监委员）。
这个政治会议每星期并会两次，此外还有临时会议。参加者都怀着沉重的心情，按时到
会。会议主席系临时推定，也没有设立秘书机构。不过大家心目中都以汪精卫为会议的中心；
因为他是这会议与孙先生之间的唯一联络人物。可是他却百般谦让，不肯负起领导这个会议
的责任。
每次开会的时候，都首先由汪精卫详细报告孙先生的病况，有时报告一些从广东等地来
的消息，此外就是到会者的个别报告。会议并无一定的议程，也很少事先有准备的提案；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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