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参加者觉得会议缺乏组织，应该加以改善。不少参加者，包括我自己在内，都要求汪精卫
担任这会议的临时主席，并将会议好好组织起来。但汪总是不说明原因，唯唯否否的推托一
番。
有人指出，汪精卫所以不愿负起责任，是因为广州还有一个常设的政治会议，由胡汉民
代理孙先生任主席。孙先生虽在北京，但国民党中央机构却在广州。北京的政治会议只是临
时性质，不好撇开广州处理一切。
李大钊先生和我是参加会议仅有的两个共产党员，只好采取谨慎的态度。中共立场一直
是坚决支持孙先生的主张，反对对段让步，尤不愿因孙病重使国共关系转趋恶化。我们按时
到会，严肃的坐在那里，很少发言；不主动提案；只是支持一些与我们主张相符的主张。我
们觉得如采取积极的态度，万一引起争端，可能被视为是乘孙先生病危、挑动国共间的纷争。
这个政治会议既这样缺乏组织，大部分时间便为吴稚晖的漫谈所控制了。开会往往是在
上午，报告事项占了约一小时，其余的时间，便由吴稚晖扮演主角。他谈锋甚健，所谈的多
半是一些上下古今、与会议毫不相干的事情，有时还夹杂一些嬉笑怒骂的谑语。他的漫谈，
似也有一个规律：一每逢他不赞成或不愿讨论的案件，他便漫谈起来，转移目标、使提案归
于流产；二如果是他愿意讨论解决的事，他却不做声了。而他所不愿意讨论的，多半就是有
关反对段执政政府，容易引起争论的问题。
吴稚晖的“漫谈”，愈来愈暴露了他的政治企图。有一天李大钊先生告诉我，当他偕同
吴稚晖步出会场的时候，吴曾向他说：“张国焘这下后生家，我从前倒很敬爱他的；现在听
说他竟是一个狂嫖滥赌、品行不端的人。”李先生说他听了这句话，大为诧异，立即严肃的
回答他：“我敢保证张国焘决不会如此。他不嫖不赌，是个持身严谨、奋发有为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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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我听了李先生告诉我的这些话，真是气得发抖。李先生接着又向我说：“你不要生气，
还有下文。”他又告诉我他当时即认为吴稚晖这些疯疯癫癫的话，目的不只是攻击我个人，
可能还有文章。因而他特约吴稚晖共进午餐，谈了一大篇话，内容是关于北方的情况和国共
关系等等。李先生曾向吴稚晖说起，我这些年领导铁路工人与吴佩孚奋斗的种种事实，我又
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中第一个入狱者，我出狱后又如何竭力平息反孙北上的左倾情绪等等。又
说：目下民众团体原在酝酿着的反对段祺瑞的示威运动，还是张国焘依据政治会议的意旨，
在那里多方疏解，才没有爆发出来。
李先生上面这段话的用意是要向吴证明我是如何为国共合作努力，打消吴的误会。他还
向吴说倒，我虽批评过无政府主义，但并不歧视无政府主义者；尤其对吴稚晖先生是很尊敬
的，希望他也能平心静气，顾全大局。李先生说，经过这番解释之后，吴已无话可说了。李
先生要求我不要说穿这件事，而且得便不妨找吴攀谈，表示一些敬意，以弥补这个痕迹。
我当时拒绝李先生这建议。我不揭穿吴稚晖这种造谣诬蔑的企图，已算是很客气了，更
我讨好他，万万做不到。我向李先生说，吴的用意的确不仅在攻击我个人，而欲乘孙先生病
危，来找中共的麻烦。他素来是不择手段的，虽是满口无政府主义的理想，却无原则的崇拜
实力。从前他曾根据段系的要求，劝孙先生与陈炯明合作①，现在又安知他不是看准实力派
的脸色，要孙先生与中共反目呢！因此，我认为向这种人解释，表示好感，不会发生实效。
李
先生赞成我上述的看法，并向我说，不必过分重视吴稚晖这类不能见信于人的疯话，但
要镇防中吴的诡计，他将与吴继续周旋，要我也能不形于色。我们便采用这种态度来对付，
因而吴稚晖没有得着机会向我和中共再行进攻。
吴稚晖这尊“毒气炮”终于向汪精卫开火了。在一次政治会议席上汪精卫曾委婉解释，
孙先生病重，不能接见政治会议的委员们；孙夫人宋庆龄尤不愿孙先生接见宾客，怕影响他
的病况。吴听了这些话之后，便展开了他的“漫谈”。他引述历代的宫廷故事，说当一个皇
帝病危的时候，往往为少数皇亲国戚、殡妃太监、奸相权臣等所包围，发生种种蒙蔽天听、
假传圣旨的事情。这些话已显然是影射汪精卫了；但吴仍不肯就此止步，还进而诬指孙夫人
宋庆龄与汪精卫狼狈为奸。他闪烁其词，若隐若现，仿佛二人真有不可告人的暖昧关系。汪
精卫听了这些话，面红耳赤，坐在那里一言不发；满座为之愕然，却也只好装作没有听见，
就此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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