筹备成立的时候，受命任校长的蒋介石突然离粤赴沪，表示辞职；戴季陶曾因此赶往上海挽
留，蒋始返回广州就职②。
蒋氏主持黄埔军校的初期，色彩是相当红的。第一期学生四百六十余人中③，中共党员
及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占八十余人；蒋那时对他们一视同仁。苏俄教官为蒋氏所倚重，在校内
更具权威；政治工作和政治教官多由中共党员担任；由具有中共党籍的学生们所领导的青年
军人联合会也获得蒋氏的支持。
黄埔成立后，曾受到广东各军队的压迫。在解决商团的时候，握有实力的范石生军长就
曾以轻藐的态度向蒋介石说：“黄埔不是有新练成的党军吗？为什么不叫他们去打呢？”大概
范认为新成立的党军人数很少，何能作战，因而要看看党军失败的笑话；然而事实上党军的
这次行动是胜利了。一九二四年九、十月间，缴获的商团军械和由苏俄运来的军械都藏在黄
埔的军械库里，各军将领曾要求将这些武器分发给他们，甚至风传他们将实行强抢，蒋氏曾
督同全校学生，严密守护，以防万一。又广州政府的财源为各军所把持，黄埔经费一直短缺；
幸有任党代表的廖仲恺为之多方罗掘，始能勉强维持。由于这种情势，使黄埔的全体师生，
消除了国共界线而一致对外，成为一个新兴的不可侮的势力。
但这个新兴势力跟着就发生了裂痕。据黄埔政治部秘书聂荣臻告诉我，一九二四年春第
一次东征时，黄埔教导第一团才成立三个月，人数不过一千多人，步枪只有八百余支，由何
应钦任团长。教导第二团成立更晚，人数只八百多，说不上有什么战斗力。当教导第一团在
惠来地区与陈炯明部林虎师八个团的优势兵力相遭遇的时候④，即陷入整日的苦战之中，那
时蒋氏所亲率的教导第二团却在离前线六十里的地方，停留未进。加仑将军目击前线紧急，
曾多次催促蒋校长率队迅速增援，而蒋氏却按兵未动。蒋氏当时兼任粤军总司令许崇智的参
谋长，似是希冀许部粤军去应援，以避免教导第二团的牺牲。加仑将军则认为蒋氏不亲往策
应，无异使教导第一团陷于被消灭的险境。
聂荣臻还眉飞色舞的叙述那次战役的英勇过程：教导第一团打了一个整天，连加仑将军
等俄国顾问和他自己所率领的政治工作人员都加入了前线作战，终于一个接一个的冲破了林
虎所部的阵地；迫使敌人于黄昏时向兴宁五华退却。但第一团也已打得筋疲力竭，伤亡达三
百余人，连排级的干部都多数牺牲了；剩下来的也是弱卒残兵，连站立的气力都没有了。这
时加仑将军却振臂高呼，用宏亮的声音，向队伍演说号召他们鼓起余勇，乘胜追击，并大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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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教导第一团万岁！”“何应钦团长万岁！’ ‘正在加仑讲话的时候，蒋校长才带着第二团匆匆
来到，颇有过意不去的样子，加仑将军不仅没有喊蒋校长万岁，并且面露不豫之色，接着队
伍就乘夜出发追击去了。聂荣臻认为这件事不仅在蒋与加仑的关系上，留下裂痕，似也在黄
埔内部，第一次布散了一层阴影。
当时我们的想法，不仅在于打倒杨刘，尤其是要在打倒杨刘以后，防止再有拥兵自重的
人，希望广东政府能从此打开一个新局面。我们中少数知道内情的人，有的和加仑一样主张
要建立一种妥善的政治军事制度，不要以某个人或某一系派为中心，以防患于未然；多数则
支持鲍罗庭，认为黄埔势力已颇具基础，不会中途变质，而且如不培养黄埔势力，一切将成
空谈。
我曾为这些事和鲍罗庭多次商谈，所涉及的有两个主要问题：一是调整广东的领导关系
问题；二是解决杨刘以后国民政府的改组问题。
关于第一个问题，鲍罗庭主张中共中央迁来广州。他素来是不看重北部各省的民众运动
的，因而他认为中共中央应集中力量，注重广东的工作。再则他似觉得中共广东区委会并不
是可以与之讨论政策的对手，一切机密的政治问题，他只愿与中共中央的少数人商谈。根据
这些观点，他曾向我谈论广东的重要性及其可以乐观的前途；用意即在证明中共中央搬到广
州以后，即使放松了其在各省的领导，也是不足为虑的。
我曾告诉鲍罗庭，中共中央是不会搬来广州的；因为我们认为广东以外各省的工作，也
很重要；即以广东的发展而论，也需要其他各省的有力支援，而这正是中共所应努力争取的。
再则中共中央不愿与国民党中央设立在同一地点，以避免增加领导上的磨擦。
根据中共中央暂时不可能搬来广州的这一事实，我建议鲍罗庭应与中共广东区委会建立
一种共同领导的制度。其内容是鲍罗庭与广东区委会主要委员陈延年、谭平山、周恩来等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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