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举行决策性的会议，并由广东区委会将这个会议决定的事项，报告中共中央。我认为这样
做可以使广东区委会获得全盘领导的经验，在复杂的广东局势中，形成一个领导中心，而且
可以免除中共中央和鲍罗庭以及广东区委会之间的隔阂。
中共广东区委会陈延年等是赞成我的主张的。陈延年曾向我表示以前老是要跑鲍公馆，
才能获得一鳞半爪的政治消息，又不好不尊重鲍顾问的指示，这使工作上增加了不少困难。
中共中央方面常觉得他们未将广东情况及时报告上去；其实，有些事连他们自己也是不知道
的。如果有一个确定的政治会议，就不会再有这些流弊了。
但鲍罗庭是注重个人手腕的策略家，虽口头应允照我所提的办法去做，但后来并未兑现；
一切还是由他独断独行。他的这种作风大概与他的特殊地位有因果关系。他有点像个“四不
像”；他虽不是苏俄驻广州的大使或专使，但却是苏俄政府非正式的代表，而且真能代表政府
发言；他在国民党中，既非党员，又是外国人，职位也不过是政府顾问，但其发言却具有决
定性的力量；他是一个重要的共产党员，但又不受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表的指挥。他利用他
的地位，左右逢源，发挥他的个人手腕。他对中共广东区委会的关系仍是老样子，不仅遇事
不与他们事先商量，事后甚至也不完全告诉他们。即使有时他与陈延年等举行会议，也不过
是对于他的见解作必要的解释而已。
这时—列宁逝世已一年有半，在俄共内部，斯大林与托洛斯基之间的争论日益尖锐，鲍
罗庭往往直接受到斯大林的指导，这点对于中国革命的发展，是有着重要关系的。他能通天，
加拉罕管他不了，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也不在他的眼里，因而广东的一切政务，鲍罗庭都是
干了再说。中共中央及其属下的组织，在政治上不过是随着他所造成的既成事实，事后应付
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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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鲍罗庭对国民政府的建立问题避免谈论。他曾向我指出，国民政府建立问题现在不能讨
论，因为解决杨刘，国民党各方意见大体可以一致；如果在解决杨刘以前，就和他们谈到建
立国民政府问题，可能引起内部的分化。再则他也不赞成中共中央就这问题预先有所拟议，
因为这是要根据解决杨刘后的实况来决定的。
虽然如此，鲍罗庭也曾向我吐露出一些关于国民政府建立的意向。我们谈到胡汉民的时
候，他曾耸耸肩向我笑着说：“胡汉民吗？他有一点毛病，如果什么事情让他知道了，他的亲
信也便知道了；随着英国人也便知道了。这样，一切事情都弄糟了。”他这几句评语，表示他
对胡并不信任，遇有机会，显然他是要贬抑胡的。
我们谈到汪精卫的时候，他表示遇事倒也可和汪商谈。他说汪还是和在北京时一样的谦
逊，不会挺身出来硬干，如果抬他出来负责，似却不会退缩。我们谈到廖仲恺，他叹息着说：
“这样得力而实干的人，可惜太少了。”他还指出廖愿多做些实际工作，却不愿居领导地位。
鲍罗庭这些有关人事的话，暗示出他心目中的国民政府的轮廓；后来事实上也大致如此。
我们还进而谈论到国民政府成立的宣言及大致方针等等。对于这些问题，鲍罗庭表现得有些
茫然，也许他那时是采取走一步，算一步的态度。
他肯定的赞成国民政府采取委员制；但他也指出委员制是有利有弊的。委员会如果缺乏
中心人物和实力来支持，那将一事无成。这些话预示他不相信委员会所包含的民主和联合战
线等想法，一心在策划一个他所能领导的重心和更加扩张的黄埔实力，以便建立“革命的专
政”。
我也曾向他指出根据孙先生的建国大纲，是要以党治国的；而根据孙先生的北上宣言和
遗嘱，又是要召集国民会议的。这两者比较起来，中共中央自会赞成将未来的国民政府，建
立在国民会议的基础之上。我还提醒他中共中央是很注重争取国民党中派分子的。并视胡汉
民为中派的代表人物，但要看他是否全心反对帝国主义，为中国的独立自由而奋斗；至于他
是否完全赞成联俄容共的政策，则不愿苛求。
鲍罗庭也认为这些问题都很重要，但应俟解决杨刘之后，再作决定；并要求我在广州多
留一些时候，以便随时商讨，我也答应了。后来因为顾正红被杀事件，我不得不提早赶回上
海，因此，鲍罗庭关于建立国民政府的杰作，我虽已预知其梗概，但究没有直接参与的机会；
即中共中央也因忙于指导五卅运动，对建立国民政府这个首要问题，也从未表示意见，一切
都听由鲍罗庭去处理了。
①该校的正式名称是“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后又改称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因以黄埔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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