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以外，所谓国民党左派与中共合为一体的说法，是否含有中共与国民党左派应在国民党第
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包办国民党中央委员席位的意义在内？所谓强迫中派追随左派和进攻
右派的说法，又应如何实行？
我的这些问题都是鲍罗庭难于置答的。因而我更说明中共还在幼龄时代，没有人参加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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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民政府，也还没有执掌政权的经验，更没有掌握军事实力。中共党员还没有任高级军官的，
在国民革命军中，也多系负担政治工作，而政治工作被视为军中的附属品，未能直接掌握军
队。在这种情形下，即使我们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多占了一些席位，除了引起国民党人士
的反感以外，我不信真能增强中共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地位。
接着我要求在广州的同志们不要将中共中央的政策，视为退让的政策；应认识到这是中
共自谋独立发展和巩固国民革命阵线所必要的措施；不应要求修改，而应切实执行。而且在
这次（第二次）国民党代表大会中，我们应一致主张建立一种国民政府的制度，不要老是以
革命的非常手段来处理问题。最低限度要将汪蒋合作的领导重心，在制度的基础上巩固起来，
便不受外间挑拨的影响。
我还提出了三个急待解决的问题：一是消除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对立的状态；
这两个团体同时取消或合并为一；二是应主动的谋求省港罢工的结束；如果罢工委员会一时
不能结束，也应在国民政府法律范围内活动；三是我们要求国民政府采取更明确的政策，支
持农民运动的发展；改组各地地主民团的武装，使之成为各地地方政府的或农民的武装，以
清除各地的武装冲突，并满足农民减租减息的经济要求。
我曾向鲍罗庭说：“开除西山会议派和使中共党员增加在国民党中央的比重，并不算是甚
么真正的革命进攻；如果能实现我上面所说的各点，特别是使农民势力在乡村中居于优势，
才是实际的革命进攻。”
鲍罗庭并未答复我的问题。广东区委同志们似不愿卷入我和鲍罗庭之间的辩论，没有人
多发言，就散会了。事实证明广东区委的多数负责同志是站在鲍罗庭一边的；他们尤其反对
中共中央与孙、叶、邵等人所取得的协议，认为是对右派退让的明证。他们虽不视我为退让
政策的主要代表人，甚至觉得我多少对广东情况有所了解，并寄予同情的人。但总感觉我的
意见，含有退让的气味。
张太雷向我所说的话，似刻画出鲍罗庭当时的处境。他指出鲍罗庭在这里与汪蒋等人一
同奋斗，相处得水乳交融；在目前情况下，只有鲍才能平息国民党内部可能发生的矛盾，稳
定现有的领导。不过近来鲍罗庭精神上颇感不安，在处理广东各项问题上，往往遭遇困难，
又被右派所反对；而莫斯科和这里的一些俄国军事顾问，似也不完全同意其作法；现在中共
中央的决定更使其大伤脑筋。他还进而说到鲍罗庭在这里花了两年工夫，才把广东的情形摸
清楚，如果莫斯科要另找个人来接替这个顾问职务，是很难有适当人选的。
我曾向张太雷保证，中共中央并没有要撤换鲍罗庭的意思。我自己来广州一切首先就商
于他，也是为了尊重他。中共和孙、叶、邵等人的协议，也强调要他们遵守孙先生联俄容共
的既定政策。这些似乎都不致使鲍产生不安于位之感。但张太雷仍感不满足。他指出西山会
议公然开除鲍罗庭、汪精卫和中共党员；因此，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应首先来一个示威性
的反击；其中一项是应造成热烈拥护鲍顾问和汪蒋领导的气氛。他认为只空洞要求中派遵守
孙先生的既定政策，而不具体的要求他们拥护广州现有的领导，是十分不够的。
这时，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即将开幕，而中共对此所应持的政策，我们—中共中央与
鲍罗庭及广东区委会之间—迄未取得协议。在中共中央方面，既已与国民党中派有所协议，
自不能中途变更。在鲍罗庭方面，又认为这是退让，须予修正；而在时间上又已不容许往复
协商。我这个当事者处在夹缝中，只有使这种歧见不过份暴露于外而已。
孙文主义学会的问题我认为可以从速解决。但陈延年等总觉得青年军人联合会是黄埔中
合法而又成立较早的组织，而孙文主义学会却是未经正式许可的新右派的产物；如果这两个
团体同时取消或合并，都不免是让步太大。他不直接反对我的主张，似采取拖延的办法。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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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向我解释，这件事要等在黄埔负责的周恩来回来后，才能处理。那时周恩来正在汕头兼任
东江行政公署的主任，忙得不能来广州。陈延年认为他深得蒋介石将军的信任，两个团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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