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责人对他都是敬重的；由他向蒋提出处理办法是较妥当的。
其他如结束省港罢工问题，这是广东方面不能单独解决的。果如鲍罗庭所说，那时香港
方面曾派出非正式的代表，前来广州，试探解决的途径。这种谈判因双方意见距离甚远，拖
延时间很久，到了三月二十日事件发生的时候，香港方面似觉得已无谈判之必要，便中断了
这种接触。至于农民与地主间的冲突问题的解决，后来只是在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中，通
过了一个农民运动决议案，作为点缀而已。
一九二六年一月四日开始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是由汪精卫所领导的；但实际
上，他没有完成他所担负的任务。在大会举行以前，我曾将我们与孙、叶、邵等商谈经过，
和中共中央采取这种行动的意向，正式向汪说明。他除了和我亲切寒暄一番而外，对我所说
到的，并不作具体的表示。他那时一切事多与鲍罗庭商谈，即对国共关系问题，也不例外；
也许他觉得通过鲍罗庭较为妥当。
鲍罗庭对于这种现状也许是引以自傲的。当我向他说到要强化大会的领导重心的时候，
他说大会有法定的主席团可以领导，重要的事由他在幕后说话，并没有甚么要顾虑的或要重
新讨论的事。鲍罗庭那时仿佛是一艘失舵的船，抓不住航行的方向；他不同意中共中央的政
策，认为有退出国民党的倾向；他坚持中共留在国民党内，与左派亲密结合；但也看不见中
共这样做的前途。他没有中共迳行夺取国民党领导的想法；只要求中共的势力做国民党左派
的基础（他并明白说中共是命中注定了要做苦力的）。他虽进退两难，但对自己的政治手腕，
却颇能孤芳自赏。他认为广州局势能由他调排，一切自有办法。
大会举行的前夕，莫斯科来了一个很长的电报；鲍罗庭将它翻译出来，乃是一篇反对帝
国主义的大理论。正当我和鲍罗庭阅读这篇电文时，汪精卫来了。鲍罗庭不加解释，将电文
交给他；他也没有等读完全文，就说内容很好，可作大会宣言的资料。后来，这篇文章果然
成为这次大会宣言的第一段。
汪精卫走后，鲍罗庭很得意的向我夸耀，说一切事情经他安排，都能不费唇舌的顺利解
决。我却感觉有点不满足，曾追问鲍罗庭，除了这个电报外，莫斯科是否还有别的具体指示。
他回答说：“没有。”并说一些实际问题，莫斯科大致信任我们能够协商解决。这显示当时莫
斯科对于中国局势并没有敏锐的感觉，只能听任于鲍罗庭的相机处理。
大会在汪精卫领导之下，发表了大会宣言，通过了党务报告，接受总理遗嘱，弹劫西山
会议派，以及通过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商人运动等决议案。冠冕堂皇，似是第一次大会的改
组精神再度表现。
汪精卫是位动人的演说家，表演得颇为精彩。他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虽然冗长，但他
那充满热情的词藻语调，获得不少的掌声。尤其是他多次所强调的共产派与非共产派在历次
战役中，热血流在一起，凝结成一块，早已不分彼此；既能为同一目的而死，更可为同一目
的而共同生存下去等语句；为当时人们所乐道。
然而他并未以同样热情的口吻，号召广东以外的国民党员，不要走西山会议派的道路，
共同团结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之下，一致合作。这似是他演说中的美中不足之处。
蒋介石将军是第一次参加这种盛会的；颇有自命不凡之态。一月一日新年的群众大会上，
他穿着引人注目的斗篷大衣，在主席台上接受欢呼；军事领袖的姿态表现得淋漓尽致，使汪
精卫等为之失色。他在黄埔所举行的招待全体代表的茶会上，也显示出他自成一格的气派。
他在大会上所发表的军事报告，指出国民革命军已近十万人，强调一年来军事上所获得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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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就。他被选为中央常务委员和军事委员会的主席，确定了他在军事上的领导地位。在一般代
表心目中，他与汪精卫是两个重心；前者是军事的，后者是政治的。有些人已经觉得汪蒋之
间能否合作无间是有疑问的。
“尊蒋抑汪”是西山会议派破坏广东局势的重要策略；事实上似也有隙可乘；我也和鲍
罗庭慎重讨论过这个问题。鲍罗庭曾含糊其词的表示汪蒋两人性格确有不同，汪善解人意，
触类旁通；但要他负起责任的时候，常表谦逊和退缩。蒋则所知不广，但却勇于负责；目前
两人还没有甚么芥蒂。在我们之间任翻译的张太雷，更进而说只有鲍罗庭折衷其间，才能维
持汪蒋合作的平衡。
中共党员以国民党各地党部代表资格出席这次大会的，人数约占全体代表的四分之一②，
但也不能有甚么积极贡献巩固左派的领导。任这次大会中共党团书记的是高语罕，他在黄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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