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政治教官；这次在大会中是中共的主要发言人。他也是一位激动的演说家，堪与汪精卫的
美妙词调唱和。他在言词中对国共双方不分彼此，使会众有一团和气之感。他知道中共内部
对国共合作的根本问题，仍无明确的决策；因而对许多可能引起争论的问题，避而不谈。
在国民党内，居然存在着一个中国共产党，这是国民党人大感不安的；即所谓左派，亦
不例外。这次大会中，大多数代表对中共都有或多或少的戒惧之心。开明的国民党代表，往
往也要说几句话，表明其纯粹国民党员的立场。
我经常出席大会，但并非代表，而以第一届候补中央委员的身份到会，坐在大会的中央
委员特别席上。坐在这个特别席上的人寥寥无几；我记得好像只有孙夫人宋庆龄女士。不过
她并非中央委员，而是大会特别邀请的来宾。第一届中央委员有的被放逐了，有的没来出席，
有的担任了大会的职务。总之到会的第一届中委不及全体的一半，这一事实，似也引起过一
些人的伤感。
我是负责指导中共党团的活动的。我采取民主的方式，尊重党团委员和中共广东区委会
多数的意见。中共的同志们也和一般国民党人一样，多认为这次大会不过是一个热闹的场面，
避免提出足以引起争论的问题。我自己着重对于国共关系作些必要的解释，如在国民党内存
在着中共党团的问题，是最使国民党人不安的；我曾发表一件致国民党员书，指出中共党团
在国民党内的活动，并非破坏国民党的团结，恰恰相反，是为促进国共之间的团结。
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以前，汪精卫曾约我在鲍罗庭那里会谈。他提出了一张他所预拟的
二届中委名单，征求我们的同意。鲍罗庭一言不发，我细看了这张名单，是所谓左派和与汪
有关系的人占多数。我觉得他并未尊重中共中央争取中派的意向，中派的人除孙科外，叶楚
伧、邵元冲等均未列入，至于中共党员则除第一届者均列入外，还增加了在国民党内任重要
职务的吴玉章、董必武、恽代英、杨匏庵等人。
我对于国民党内部的事，自然不便多说，只有根据中共中央的决议，对于提名中共党员
为国民党中委者表示意见。我提出中共党员如瞿秋白和我自己没有在国民党内担任职务，不
必再当选，其余中共党员也可以斟酌减少几个，以符中共中央不愿多占国民党中委名额的原
旨。
汪精卫当即表示反对，他指出瞿秋白和我都是总理在世时遴选出来的，应当继续当选。
我向他委婉解释，指出现在的名单中，有些第一届中委的名字并不在内；那末中共党员也退
出几个，是公平而合理的。汪精卫看见鲍罗庭仍不说甚么，也就不再说下去了。这样，第二
届中委名单就算是商定了。
在大会选举中委的时候，被放逐了的胡汉民竟以最多的票数当选③。这事令人啼笑皆非；
胡氏的当选固由于事先的安排，但他得到最多的票数，至少足以证明代表中并无坚决反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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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人。我的同志中即有人根据这一事实，说到左派是不能向中派退让的；因为左派失去了廖仲
恺以后，本身更形脆弱，稍示退让，即有被瓦解的危险。汪之不能同意中共中央的意向，其
原因即在于此。
大会刚要闭幕的时候，鲍罗庭告诉我，汪精卫对中共中央颇表不满；一则因为中共中央
与孙、叶、邵等的会谈，无异对反对广州的人物讨好；再则中共在这次大会中采取消极态度，
不愿卷入国民党的斗争，有不支持左派的倾向。鲍罗庭向我说这些话，显然是借汪的名义来
打击我。
我承认我并未贯彻中共中央的主张；但我也指出，汪精卫并没有事先和我详细商谈，以
取得协调。我还转而指责鲍罗庭，说他除了反对中共中央政策的意见外，并没有提出建设性
的具体意见；对这次大会所持的态度，也不算是积极的。最后，我表示这里的一些问题，亟
待解决，我要立即回到上海去，请求中共中央作最后决定。
鲍罗庭告诉我，他也快要回莫斯科去了，有些问题须先在莫斯科予以澄清，才能处理。
他预料广东的工作在汪蒋合作之下，可以正常进行，不会因他的暂时离开，发生甚么影响。
他还说到这次大会已经获得良好的成绩，大体上与中共中央的主张也没有甚么重大的出入。
至于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孙文主义学会对立的问题、罢工结束问题和农民运动的问题等，一时
都不会影响大局，等他从莫斯科回来后，那时莫斯科上海广州间的意见趋于一致，再行处理
不迟。
谁知事态变化之速竟出乎鲍罗庭的预料，等他在三月二十日，再回到广州之后，一切都
脱离了他的掌握，一切都变化了。其实，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举行的时候，蒋介石将军即对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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