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的政策或者俄顾问的作为，在国际上将有极恶劣的影响。如果说是由于鲍罗庭的错误，他
亦将无法继续工作。只有说成是由于中共中央某一短暂时期的措施有所偏差，才是牵动不大
的交代。
鲍罗庭的手法，确收效于一时。原陷于动摇中的鲍罗庭的地位和广东区委的领导因而得
以暂时稳定。
当时在黄埔任重要职务的周恩来是难于推卸责任的；他在会议上嚓若寒蝉；现在有了鲍
罗庭这种金蝉脱壳的解释，似是满身轻松了。毛泽东素不满意鲍罗庭和广东区委的做法；他
在三月二十日事变后，摆脱了在国民党中央所任的宣传职务，专办农民运动讲习所；也没有
参加那次会议。他在获悉内情之后，曾向我说鲍罗庭这个洋鬼子居然玩弄这样的政治手腕。
对于我和其他同志的任劳任怨，颇表同情。但他自己则始终不愿卷入漩涡，只是袖手旁观，
似也从中吸取了不少经验。
我当时觉得鲍罗庭指摘中共中央的理由，不能成立；而且有乖道义。但我体念当前的艰
巨，决定暂时容忍。不久中共中央知道了事情的经过，也采取了同样的态度。这种不计是非
迁就权势的做法，竟是遗患无穷。后来斯大林在武汉政府所招致的失败，居然又一古脑儿推
到中共中央身上，真是所谓是“一以贯之”的“夫子之道”了。如果我们这些中共中央的负
责人当时能有远见的话，不计成败，据理力争，也许以后的发展会为之改观。
除此之外，鲍罗庭当时对我所说的话，也是耐人寻味的。
我们谈到国民党领导问题，鲍罗庭表示汪的性格他已向我道破，现在汪既不露面，别人
也无可如何（据说汪亟谋与鲍罗庭一谈，但他们是否会面，及其所谈内容如何，鲍罗庭迄未
向我透露）；至于胡汉民的企图，他认为决计不会成功。从他这种口吻，不特可以看出国民党
领导权的转移，似已确定了，而且转移谁属，也不难想像了。但他对领导权转移后的国民党
的前途，则不愿作任何的推测。
果然，在五月十五日国民党中央会议举行的前夕（据说是五月九日），汪精卫与胡汉民都
悄悄的离开了广州。最巧合的是他们两人竟不约而同的在一艘轮船上碰了头⑤，这件事一时
成为广东要人们的话题。有的就说：“冤家路窄，竟然同舟，不知他们在船上晤面，有何感想？”
有的说：“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两位大人物争着做主席，现在同时被人放逐，后起之秀，
却能逐个击破，走上领导的宝座，真是活报应！”
鲍罗庭描述在广州的俄国人地位之时，也颇有洋洋自得之态。他直率的说：“中国是一个
无人地带。”并说历来外国人到中国活动，虽受到折磨，但凭他们的冒险精神和应付能力，收
获颇为可观，为甚么俄国人不会有同样的机会呢？这些话触犯了我的民族自尊心，曾斥责鲍
罗庭离开了革命的立场，瞧不起中国人，颇有殖民主义者的气味。他只是笑笑，不加答辩，
言外之意似乎是他为了保全俄国的利益，顾不得中国国民革命的前途了。
苏俄一艘载运军火的轮船驶抵黄埔，立即轰动一时，苏俄的军火到了，蒋又将联共来压
制反共派了，种种议论在各处流传着；甚至还有人说，五月十五日国民党的中央会议，将公
布实行共产。此外，还有加仑将军再度来粤，重任蒋介石的军事总顾问的消息，真是谣言满
天飞。鲍罗庭当时之踌躇满志是不用说了，他口袋内的“草支票”似乎已经兑现了。
我深深觉得鲍罗庭当时的政策，将会陷中共于不利之境；因而我问他：“国共关系会有怎
样的变化？”他答道：“坦白说来，中共似乎是命中注定要做中国革命的苦力。”我又问他：
“是不是你愿充当管理这些苦力的工头？”他回答：“有人确实如此希望，但我是一个老布尔
什维克，不会担任这种不名誉职位。”鲍罗庭的“中共是中国革命中的苦力”这一句话，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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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成为人所共知的“名言”。
与当时大多数中共领导人员一样，我不甘心只充当中国革命中的苦力，我向鲍罗庭郑重
提议，苏俄政府既可以将大量军火供应不可靠的蒋介石，为何不直接供应一些给中国工农？
如果苏俄政府愿意这样做的话，中共可以经过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队所控制的港口，协助
解决运输上的困难。我还进而鼓动鲍罗庭，说以他目前的退让措施，既自诩其本质与中共中
央的退让政策有别，是暂时性的，同时也是进攻性的，是注重土地革命的；但如果不给农民
以武装，则所谓暂时的、进攻的、土地革命的原则，都成了废话。鲍罗庭考虑了一阵，拒绝
了我的提议；认为目前决不可能，等时机成熟，再作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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