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工人和近郊农民曾举行盛大的示威游行，向国民政府请愿，进行北伐；并要求维护工
农利益。黄埔学生并无代表参加，蒋介石将军在黄埔设宴招待两大会的全体代表。他在会上
发表言论，仍是他一贯的革命口吻，但三月二十日的阴影犹新，与会人员的情绪，并不如何
热烈。
当时一切重要政治问题，都由蒋介石、张静江和鲍罗庭三巨头秘密商谈进行；即一向居
间的谭延闿似也没有参预其事。鲍公馆门前的盛况，已大不如昔。从前各要人都来他这里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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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教，现在他却要移樽到半身不遂的张静江的行馆，向蒋介石、张静江请示。
大约是五月二日，鲍罗庭约我再度会谈。他称许我过去一段期间的言论和行动，认为是
恰当的，同时收到了挽回时局的实效。他表示将遵循我的路线前进，并希望我多方面配合。
鲍罗庭口头虽然这样表示，但事实上他与我的想法并不相同。他的首要着眼点，是要弥
补苏俄与蒋介石关系所曾造成的缺陷；至于国共关系和汪精卫的去留似都成为次要的了。他
将三月二十日事变的责任，推在中共中央身上；以挽救他和莫斯科摇摇欲坠的威信。他的这
种方针，支配了他此段时期的一切行动。
在我们那次会谈中，鲍罗庭曾分析三月二十日事变发生的原因。他表示蒋介石将军不过
是一个中派，孙中山先生本人也只是一个中派；都同样具有强烈的反共意识。即使孙先生健
在，也要采取某种步骤来限制中共的活动。他这种说法我觉得是有疑问的。我问他是否认为
三月二十日事变，是绝对无可避免的？又是否认为中共在国民党内合作这一政策，必然要碰
壁？他似乎无法自圆其说，因而改口说：“孙中山先生在世，如果要限制中共的活动，大概不
会采取三月二十日那种方式。”
鲍罗庭转而向我直接表示：现在的中心问题是俄国人会不会被逼离开广州，他引证香港
方面的宣传，如“广州当局要驱逐当地所有俄国人”、“实行分共”等等传闻。胡汉民也确正
式提议过要将他扣留起来。凡此种种，都足以证明帝国主义者和右派人物，正处心积虑要将
中、苏和国共之间的关系加以破坏。
鲍罗庭根据当时情况，认为如果我们的处境，并不象帝国主义者和右派分子所希望的那
样恶劣，就应该设法弥补，即使是权宜之计，也算是我们的胜利。他坦白表示，莫斯科在理
论上和实际上都支持中国国民革命，并已与国民党建立了友好关系；如果因三月二十日的事
变而有所损害，莫斯科对内对外，都将无法交代。因此，莫斯科一直是在设法冲淡这一事变
的严重性，期望我们能设法挽救。
鲍罗庭这些话道破了当时他自己和莫斯科处境的尴尬；他除了又一次大耍手腕之外，似
乎再没有甚么真工夫了。我以同情的态度问他有甚么高明的办法，他想了一想回答说：“现在
说空话是无补时艰的；惟一可以指望的东西，是我口袋里还有一些草。”我笑着问他：“请问
鲍顾问口袋内这次带了多少草来？你这样措词，不怕引起人家的反感吗？”他对我笑笑，并
不置答。
在我们那次谈话之后，鲍罗庭展开行动了。他首先采取打击中共中央来重建他个人威信
的手法。他约集中共广东区委会全体委员举行会议，在会议上他发表了演说，指摘中共中央
前此所采取的退让政策之不当。他说明一九二五年底中共中央在上海与国民党孙、叶、邵等
会谈所达成的协议产生了不良影响。这些行动给反共的国民党人士作了一种暗示，使他们觉
得，即使他们对中共采取反对和压抑的措施，中共也会逆来顺受的。，这间接鼓励了三月二十
日事变的发生。
鲍罗庭这种分析，意图将酿成三月二十日事变的责任，归咎于中共中央的“退让政策”。
至于现在他所要采取的退让步骤，则辩称是不得已和暂时性的。他还声明这只限于过去经验
的检讨，并非根本反对中共中央的领导；并特别要求广东区委和我密切合作，以期一致应付
当前的局势。
鲍罗庭的言论，获得广东区委多数同志的支持。作为中共中央的代表，我曾当场重申中
共中央联络中派孤立右派的一贯政策，并指出此一政策并非为导致三月二十日事变的真正原
因。但广东的负责同志多以不宜广泛讨论为理由，将我所提出的问题搁置下来。会后，张太
雷向我解释，道出了鲍罗庭在这一件公案上所运用的苦心。他说三月二十日事变的发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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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说是绝对不能避免的，但我们自己（指共产派全体）至少也有部分责任。如果归咎于莫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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