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照例对他表示推崇；并请教他所谓从根本上解决纠纷的方针将从何着手。他避而不答，
像天机不可泄露似的，也许有些事他还没有与蒋氏商妥，不能随便表示；他以身体不好，作
为他闪避答复的藉口。他究竟不是政治上的正式负责者，我也不便多找他。有时只托谭延闿
氏向他转达我的意向；不用说，大多是毫无下文的。谭氏曾告诉我张静江并不完全明了广东
情形，而且城府很深。他的这些评语，似多少道出当时外间所传张氏乃属老朽之流，并曾受
西山会议派的影响的真确性。
一般说来，几频破裂的国共关系终于渐渐缓和下来了。这固然由于反共时机尚未成熟，
也由于我这个中共发言人坚守调协政策的立场，和其他中共同志们对外态度的一致，表现出
一种不可轻侮的潜在势力，以及国民党内也有一部分人如谭延闿等因为不愿改变既定政策，
从中疏解之故。三月二十日所造成的险恶局势，因之又现出柳暗花明的迹象。
当时蒋介石将军在黄埔所发表的演说④，除指斥任黄埔主任政治教官的高语罕曾影射他
为新军阀之不当，以为他所采取过的行动辩护外；又说明整个事件与中共政策无涉；中山舰
事件与中共无关。他也曾表示反对西山会议派，以示他的行动并未受右派的影响。此外，青
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的同时被撤销，也似乎显示他并无偏袒任何一方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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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接着四月十四日，被视为事变主角的李之龙释放了；而在三月二十日曾积极行动并任海
军临时总指挥的欧阳格，却被通缉；更似是洗刷了中共方面的责任。这一切的一切，最少证
明蒋氏不愿再为已甚。
在广州的中共同志们，并未因退让措施而气馁；相反的，他们仍积极的展开活动。原定
该年五月一日在广州举行的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和第二次广东全省农民代表大会均在积极筹
备之中。省港罢工委员会及其所属的纠察队（其被缴之武装不久即已发还），仍照常执行封锁
港口的任务。接替廖仲恺任财政部长的宋子文也认为罢工工人活动对政府的财政收入仍有积
极贡献。各县的农民协会会员人数续有增加，与地主间的武装冲突，在中共约制之下，亦显
得减少下来了。
在这种形势之下，国民党内领导权的争夺似成为时局发展的焦点。而胡汉民突于四月下
旬由莫斯科回到广州；他恰于此时到达，谣言纷起。胡派人物纷传胡将再度出山，要造成胡
蒋合作的局面；并扬言将大举反共。
可是蒋胡之间有过的裂痕似不易弥补。据说胡汉民曾在黄埔与蒋氏晤谈，其内容究属如
何，不为外间所知；但胡迄未公开露面。这就使当时一般反共英雄，大失所望。
四月二十九日鲍罗庭回到广州（大约稍后于胡汉民的到达）。他在黄埔下船，首先与蒋氏
晤谈。我知道了这个消息，就在他的办事处候驾。我和他又重新聚首。他以不安的神情，叹
息着他离开此地不过三月，局面竟变得这样糟糕，真非他始料所及。
他告诉我，刚才蒋介石将军曾向他转述胡汉民的话，要蒋不再信任鲍罗庭，并将鲍扣留
起来。他说完这些话，向我摇摇头耸耸肩。接着表示他固然不相信他真会被扣留，但他却觉
得他的好朋友蒋介石将军居然藉胡的话，向他来一次下马威，这使他不无今非昔比之感。
鲍罗庭又向我指出，广州局面能否恢复旧观，他实在没有把握；只有做到那里算那里。
不过这次莫斯科倒很尊重他的意见，赋予了他更大的权力，简直就是要他全权相机处理一切。
他还根据莫斯科的意旨，要求我转知中共中央和一般同志们，要像莫斯科一样的充分信
任他。特别在这个时期，步骤是一点也乱不得的。我自然也将我所知道的情况，扼要的告诉
了他。
鲍罗庭来到以后，迅即成为政治接触的枢纽；我的工作情况也为之一变。我摆脱了大部
分的对外政治活动，转而注意指导广东区委的经常工作以及即将举行的工农两大会议的进行。
一九二六年五一劳动节，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和广东全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同时揭幕。
前者的到会代表有五百零二人，分别代表全国各地约一百二十四万工会会员。会议的主要作
用是进一步巩固全国总工会的基础。后者到会的代表有二百余人，除广东六十个县农民协会
的代表（会员约一百六十二万人）外；尚有桂、闽、湘、鄂、浙、苏、豫、鲁、晋、黔等省
农民组织的少数代表参加。声势浩大，为后来武汉时期农民运动如火如荼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两个大会我都参加并发表演说。中共中央也曾分别致函两个大会，号召工农大团结。
这两个大会显示了中共在工农群众中一的实力之雄厚；也助长了时局向左发展的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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