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焰，强化资产阶级的领导的一种过程；中共似应改弦更张，另谋出路。
我向鲍罗庭表示，他的“中共命定要做国民革命的苦力”、“不能空手退出国民党代“团
结一切革命势力”和“利用国民党内部的矛盾”等等想法，不免吃力不讨好。我建议中共党
员应逐渐退出国民党，转而注重工农群众工作的独立发展，不介入国民党内部纠纷。鲍罗庭
讥笑我这些想法为“退却步骤”，他认为如果在五月十五日以后，即行退出国民党，是经不起
打击的示弱表示。
我没有坚持我的意见，根本原因是我当时自信不够。我心目中仍相信鲍罗庭是比我见多
识广的老手，有神通广大的共产国际做后盾，不好将他与马林等量齐观；只有回到上海中共
中央去，再作详细的研究。同时广州一般的中共同志们也催促我从速返回上海，商讨今后发
展的全盘政策；因而我于五月下旬又匆匆的告别了这个是非之地的广州。
①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三日，蒋介石曾提出自请处分的呈文，全文见《革命文献》第九辑第八十六页至
第八十七页—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民国四十四年版。
②蒋介石在汪精卫将离粤时，曾致函汪精卫提及此事（原函见《中国五大伟人手札》第二四六页至第二
五三页—上海大方书局民国二十八年再版）；后来，我记得陈独秀先生也向我这样说过。
③这是孙中山先生在民国十三年（未注明月日）自广州大本营致蒋介石的一封信里说的话，全文见《中
山全书》，历年书札集第四十二页—上海光华图书公司版。
④蒋为这件事在黄埔的讲演全文，见《革命文献》第九辑第八十七页至第九十四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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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⑤据汪精卫在一九二八年五月十八日覆林柏生的一封信说：“鲍罗庭……胡汉民……于四月底始回到广
州，那时我已离国了。”（全文见《中国五大伟人手札》第三○八页至三二二页）这也许是他的记忆失实。汪
与胡同船离粤的事，是曾经到船上送行的一位朋友告诉我的。《东方杂志》（第二十三卷第十二号）也记载汪
胡同在五月九日秘密离粤。
⑥党务整理案共成立了四个决议案，目前坊间书籍，很少录载全文，即中国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
所编辑的《革命文献》，也只载了一部分，比较录载多一点的，要算《张溥泉先生全集》，札记栏第四二○页
至第四二二页—民国四十年台北文物供应社版。
⑦由于党务整理案中有国共两党联席会议，当时有些国民党人士就认为这是“容共”变为“联共”的政
策；其实这只是表面的浮泛之谈。
⑧蒋介石张静江均为浙江籍。
第三章 北伐的前奏
北伐原是孙中山先生的传统政策，以广东为革命根据地，向北进军，削平军阀以统一中
国。蒋介石将军继承总理遗志，以实行北伐相号召，虽一方面振奋了国民党的革命精神；但
另一方面，因为没有像孙先生那样的人望，使人觉得他只是在乘势建立个人的军事独裁统治；
这也就是后来革命阵营分裂的根源。
我于一九二六年五月底返沪以后，即获悉中共中央已接到共产国际指示，明确训令不可
退出国民党①。证明鲍罗庭的建议已获得斯大林的支持；那时的威金斯基只是奉令行事的人，
不敢有任何异议。陈独秀先生和我虽曾在中共中央会议上痛陈必须退出国民党的利害得失，
但讨论结果，我们大多数人仍不得不主张遵从共产国际的指示。
我们再三计议，决定了应付国民党的方针，即团结左派，抑制蒋介石和打击右派。我们
认为经过三月二十日事变，国民党左派固然暴露出它的脆弱性，但仍拥有可观的潜势力。我
们同情左派希望汪精卫能东山再起的愿望，而且事实上没有了汪精卫也无法团结左派。我们
这种尊汪抑蒋的想法，也不过是在于使军权不致过份提高，避免右派利用军人作怪，当时还
没有根本反蒋的意思。
我们对国民党要求组设两党联席会议的事，接受鲍罗庭的建议，不予重视。如果国民党
提出正式的邀请，我们决派代表前往广州出席，但主张会议必须有建设性，不必斤斤计较两
党的利害得失，而应以两党今后如何密切合作为主题。中共中央并推选瞿秋白、谭平山和我
三人为将来出席联席会议的代表。
跟着我们接到中共广东区委会的信，报告张静江已口头通知邀请中共代表前往出席联席
会议。因而中共中央派我先到广州去，与国民党中央商谈联席会议举行的程序问题。我在上
海仅仅停留了约一个星期，又匆匆的在广州市出现了。
小别后的广州，有了显著的变化。北伐的声浪在各处洋溢着，两党的联席会议似并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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