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所关怀。据陈延年告诉我，除张静江曾口头提过以外，此后并未再接到国民党中央的书面
邀请。鲍罗庭也说，没有人向他提过联席会议。我访问谭延闿，他表示：“现在人们所注意的
是北伐，联席会议的事没有人再提了；这个会议如果举行，那里会从两党积极合作方面去着
手，必然又是为一些纠纷问题争吵一阵。”他并建议我不必为此事去找张静江。两党联席会议
就这样胎死腹中了。我也乐得不再闻问，暂时住在东山那幢花木扶疏的住宅里，享享清闲旅
客的清福了。
一般人对北伐寄予莫大希望。国民党人士尤为乐观，似乎革命成功指日可待；中下级军
人更在那里磨拳擦掌，要在挥军北进中一显身手；工农群众也寄望藉此解脱多年来北洋军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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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的压迫；商人和市民也为北伐而高兴，因为广东的军队北上了，他们的负担将可减轻。
少数军事首脑对北伐却怀有不同的打算。也许广东人的排外心理是较浓厚的，使外籍的
“英雄”总觉得广东并非用武之地，如果能回到长江下游的本土，或可建立霸业之基。有些
广东籍将领则不免想到如果这些外省“英雄”，到省外去打江山，他们就可成为广东的真正主
人了。大多数客籍将领都觉得到外省去打天下，可解除现在苦闷而获得发展机会。因此，“北
伐”的代名词，是“向外发展”，向外发展此一政策，既可减轻内部矛盾，当时北方政局混乱
也使人觉得北伐时机不可错过。
广东统一之时，蒋介石将军即不同意季山嘉派兵到北方去支援冯玉祥的主张，而提出了
从速准备北伐的要求。是故国民党的领袖们一早就开始了准备工作。一九二五年冬，由于汪
精卫与广西军事领袖李宗仁的联系，李宗仁于一九二六年二月间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长。
从此不仅两广统一，也增加了北伐的资本。
前此孙中山先生北伐，赵恒惕所统治的湖南往往挡住他的去路。现在情形变了，湖南有
一部分军事实力自愿为北伐开辟道路打先锋。驻扎在湖南的唐生智师（系赵恒惕部第四师师
长），早与广西军人互相联络。一九二六年二月，唐生智进兵长沙，逐走了亲吴佩孚的赵恒惕，
并继之为湖南省长。后因统一全省军事问题。原隶赵恒惕部第三师师长叶开鑫不愿就范，并
勾结吴佩孚派兵入湘增援，战斗结果是唐部不支；于四月二十四日退守衡阳。唐向两广告急，
希望派兵援助。五月间李济琛的第四军和李宗仁的第七军各一部先后入湘应援，唐生智本人
也于六月二日接受了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的职位。这样，北伐在事实上已经是开始了。
与此同时，北方军阀的内部纷争，也使他们陷于强弩之末之境。冯玉祥的国民军虽被逼
向张家口包头退却，北京的段祺瑞执政政府却于四月九日被国民军所推倒了②；盘据关外的
张作霖和以京汉线为根据地的吴佩孚以及握有东南五省地盘的孙传芳正互相角逐。吴佩孚大
部分的兵力北移，湖北防务顿显空虚；他本人驻在北京附近的长辛店；在政治上与张作霖争
夺北京政府的操纵权；在军事上则以对付冯玉祥为第一目标；他当时似低估了两广的北伐力
量，以为在赣闽有孙传芳的实力，在湖南有他所支援的叶开鑫，就足够应付了。
随着北伐准备工作的进展，蒋介石将军的权力也随之膨胀。六月五日，国民党中央通过
了出师北伐案，并任令蒋氏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总司令的权力是高于一切的，甚至国民政
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事实上都成为总司令部的附属品。接着在七月五日，他被任为国民党军
人部长，拥有代表国民党中央任免各级军事机关党代表的全权。六日，国民党中央全体会议
推选蒋为中央常委会主席，在出师北伐期间，由张静江谭延闿分别代理中常会党务政治两会
的主席③；七日又颁布总司令部组织大纲，规定国民政府所属军民财政各部机关，均须受总
司令之指挥④。这样，他就成为名符其实的最高首脑。
蒋介石将军虽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但他究竟是个军人，他以指挥军队的方法来指挥一
切；似未注意到政治经济外交司法以及社会等等问题，不是以命令方式所能完全解决的。军
队的需求，还可以倚赖印刷机，多印制些军用票之类的纸币。其他政治、经济、外交等等则
不如是简单。他似不重视北伐政纲的详细规划，以为一切听令行事就够了。这些事当时曾引
起鲍罗庭的不快，认为是破坏了他前此所建立的一些成规；这也许就是蒋氏此后成败的一个
主要因素。
蒋氏自三月二十日以来所倡导的风气，也使国民党开始变质。一般青年国民党员所抱的
革命理想和信仰，似已开始低落；代之而起的是名利权的观念。上面的领导者强调服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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