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从个人的标准是无条件的，只要有人事关系或者经得起恩威并用的磨折，不管他对革命有
无贡献和能否贡献，就都可以提升的。风行草偃，个人前途的重要性就渐渐超过一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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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蒋氏在准备北伐中，开始就与共产主义者发生了矛盾。重返广州任军事顾问的加仑将军，
主张北伐有较长的准备时间。他根据敌我军事力量的对比，认为立即北伐，打到武汉或可操
胜算；但要一气打到北京，似乎力有未逮。因此应有一准备时间，从各方面来充实自己的力
量，在战略上是合算的。加仑将军的客观分析任何人也无法加以反驳。但蒋氏所注重的是北
伐时机不可失，坚持从速挥师北上。
鲍罗庭对于蒋氏在此阶段中的所作所为，也有许多不满。他那时已不再是甚么“导师”，
而只是“顾问”了。他比较清闲，也有点苦闷。他曾向我说到，他除同意加仑的军事见解外，
认为在政略上蒋氏也多欠考虑。他主张北伐应循粤汉京汉线北进，将当时被困潼关以内冯玉
祥的力量接应出来，掩有西北和西南广大的领土，以便再与沿海一带帝国主义的势力相周旋。
他不赞成蒋氏向长江下游东南各省发展的想法，认为会过早的与帝国主义发生直接冲突。鲍
罗庭的这种观念，是他后来在武汉时期所提出的“西北主义”的张本。这似是利用了土耳其
革命改都安格拉的经验，也含有为苏俄利益着想的成份。
北伐应循粤汉京汉线北进，抑或向沿海东南各省同时发展，是鲍罗庭与蒋氏间的主要冲
突。当时蒋氏似已秘密委托他在广州和上海的朋友们，设法与英、日等列强接触，鲍罗庭对
此已微有所闻，但蒋氏讳莫如深。蒋氏不重视鲍罗庭所谓避免过早与帝国主义直接冲突的意
见，似也露出了他的外交政策将有转向的迹象。这在鲍罗庭看来，如果修改了或取销了反对
帝国主义的政策，那简直就不是国民革命了。中共在广州的同志，认为北伐不仅是军事行动，
还应该是革命政纲的实现。他们认为巩固广东根据地和实行北伐应同时并重；仅株守广东，
固非所宜；但因北伐而损及广东的巩固，也属不智。中共这些见解，国民党部分左派人士也
有同感。
一般说来，广州的中共同志对北伐是积极支持的。五月初，中共党员叶挺所统率的第四
军独立团出发入湘的时候，我曾极力予以鼓励。叶挺原系粤军系统的中级军官，是当时中共
党员唯一握有军队者，而其中共党籍又未为人所觉察。在三月二十日以后，中共曾秘密调了
四十多名军人党员，去充任该团的中下级干部，因该独立团是中共可幕后控制的；也是后来
中共军事的资本。我曾召集该团的中共党员举行会议，鼓舞他们英勇作战；筹了一笔可观的
经费，为他们作补充弹药刺刀等军需之用；我还指示他们如何与各地中共党的组织联络，俾
能帮助他们解决沿途兵源缺乏以及补给等问题。
六月间，广州的中共同志都在为争取北伐胜利而积极配合。由于他们一向领导工农民众
团体，又握有军中政治工作的实权；因而他们的活动就偏于军民联欢、动员民众以人力物力
去援助军队等方面的工作。当时北伐军标榜“不拉夫”、“不扰民”、“公平交易”等口号；但
在广东境内，正在调动中的军队，仍发生过一些军人横蛮强拉民夫的个别事件。所以中共广
东区委会觉得这次军事行动，已不如前此统一广东的战争那样受到人民的拥戴。他们强调北
伐军应首先爱护人民，才能完成反对帝国主义和削平军阀的任务。
我曾为此事访晤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将军，他担负实际筹划北伐工作之责。我向他提出，
如要北方民众“革食壶浆，以迎王师”，北伐军务须根据国民党中央的既定政纲，制定各项实
施细则，并通令严格遵守。但他所关切的却是铁路工人，破坏敌军后方交通等与军事行动有
关的实际工作。
上述这些对北伐的不同见解，是蒋氏与共产派的分歧点。俄国顾问与中共同志之间，当
时则没有意见上的参差。我们讥笑初出茅庐的蒋氏所做的一切，不免是粗枝大叶的“急就章”；
而且这位自行加冕的拿破仑，似乎是向着反共的目标迈进了。在蒋氏眼中，共方的议论，只
是不切实际的高调；甚至有共方“别具心肠”的疑虑。事实上，蒋氏当时抢尽了镜头，共产
派已降格为无足轻重的啦啦队。但共产派是不甘示弱的。他们在北伐工作中，沉着坚定，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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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有不屈不挠的气概。
一九二六年七月一日，北伐动员令颁布以后（也许是七月九日举行盛大的北伐誓师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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