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前夕），我在广州已经居留了近四个星期，又匆匆返回上海。那时北伐已成定局了，国共两
党的联席会议也确定暂行搁置了。我须返回上海，参加中共中央所举行的扩大会议；商讨对
北伐的全盘政策。
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二日，中共中央第二次扩大会议在上海举行。会议听取了我“广州之
行”的报告；陈独秀彭述之等大多数中共领导人，对北伐的估计未免过低。他们认为北伐军
能否打到武汉，大有疑问。这种看法较之老成的军事家加仑将军的估计，显然还要保守些。
他们似是太重视了北伐工作中同床异梦的种种迹象，而忽视了传统的革命精神所能引起的作
用。也许是受上海报纸言论的影响，因当时上海多数报纸对北伐很少作有利的报导。此外，
主观上他们也许想到，北伐的进展无异是蒋介石反共气焰的高涨，无意中就有些抹煞事实，
作接近主观要求的想法。会议所通过的政治议案，曾指出“国民政府之出兵，亦尚只是防御
反赤军攻入湘粤的防御战；而不是真正革命势力充实的北伐”⑤。这种看法，事实上使中共
对北伐采取了消极的态度。
当时中共党员已增至三万人左右；湖南农民协会已拥有约二十万会员。中央这种消极性
决议，与当时显然大有可为的形势是不相配合的。会议虽然也通过了团结左派、打击蒋介石
派、强调民族联合战线、发动农民进行减租减息、夺取地方政权和渐次发展工农武装等等决
议⑥，但不免流于纸上谈兵。中共中央并未抓紧时机，在北伐中增强自己的势力。
这曾引起谭平山、瞿秋白和我的公开表示不满。我们认为反对蒋介石和对北伐采取积极
态度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我们认为北伐是进攻的，是可以夺取武汉的；而不是防御的。我们
指斥彭述之等的书生之见笼罩了中央机构，只会做空洞文章，忽略了当前实际任务。我们要
求对北伐采取积极行动；因为在北伐竞争中如果落后一步，后果将很坏。但我们这些主张，
被视为“联合反对派的公开表现”。
同时，广东区委也对中共中央表示了不同意向。他们强调中央对于农民问题的决议案是
不够彻底的；主张在北伐进展中要提出“分配土地给农民”的土地革命口号，以期动员广大
农民完成北伐。这些争执，就是后来中共中央领导陷于分崩的伏线。
不久，事实证明中共中央多数的估计是错误了。北伐军于七月十一日攻克长沙之后，八
月二十二日攻克岳州，以各别击破的策略，直指武汉。中共中央这才在这些剧变中，逐渐改
变对北伐的观点；采用较积极的政策，但已经是落后一步了。
在此时期，我是中共中央动员中共党员参加北伐战争的唯一负责人。前此，我往来沪粤
之间，担负着紧急任务，自然没有时间去处理中共中央的经常工作。八月初，我才交卸了中
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主委的职责，由李立三接替，我自己则专任中共中央军事部的工作。
并确认它具有动员中共组织及工农民众团体参加战争的职能。可是，那时军事部等于一个空
职，只有两个年轻同志，在那里做些从报纸上搜集军事情报的屑碎工作。
当时，中共中央还远不能说是一个战斗的指挥部。我们在工农群众运动的工作，虽积累
相当的经验；但对指导战争，则仍是门外汉。在这一点上，我们当时万万比不上国民党。我
们没有电讯等通讯设备，也没有可资运用的情报资料，一切只好从头做起。从领导民众运动
的机构，转变为领导战争的组织，是需要较长时间的准备的。我所领导的军事部在北伐狂潮
里，只开始调用少数有军事知识的同志，派他们到北伐所需要的地方去，作些动员工农群众
的初步规划。
我记得我的军事部当时所做的一件重要工作，是组织了一个派到武昌去的暴动队。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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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只有八个人，由黄埔第一期生余洒度同志领导。他们的任务是会同湖北方面的同志们，扰乱
敌军的后方，发动兵变和暴动，夺取敌军的武器来武装我们自己。至于其他次要的地点，就
只能派一两位同志去。当时中共的地方组织也是长于民众运动工作，我要求他们依据广东的
经验，动员工农民众，配合国民革命军的北伐行动。
一九二六年九月六日及七日，北伐军占领了汉阳和汉口，正围攻武昌；我率领中共中央
军事部的班底，赶到汉口直接应付战争去了。不久周恩来从广东来，接替我任中央军事部长
的职务；他带来了一批军事工作同志，才重整并扩大了这项工作。因此，可以说在北伐过程
中，中共中央的机构在开始逐渐使自己适应于战争的状况；也是它后来能够发动多次暴动和
从事游击战争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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