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他的军队事实上未直接卷入战斗,因而能有机会从事扩充。他的部队数量大为增加,而
且在长沙自办了一间规模颇大的军官分校,来充实军事干部人才。刘佐龙等新投靠的军队也
都由他指挥。他控制着湖南全省和湖北的大部分;湖南省政府主席由他兼任;汉口市长是由
他的部属刘文岛担任;此外,他还能在湖北的各县直接间接搜集些税收。因此,他军队的供
应和人力的补充都是不虑缺乏的。
他颇有与蒋氏竞争的雄心,正在运用他的灵活手腕,在各方面有所布置。他和他的部属
标榜佛教,以示与广东的三民主义有别。他团结保定系,企图与黄埔系争一日之短长。他与
汉口的日本领事馆来往甚密,其目的似在经由日本方面获得有利于他的情报。同时,他对俄
顾问也优礼有加。他的部属虽多系守旧人物,但他对中共又极力表示亲善。他这种四面八方
拉拢的政策,被人认为是以对付蒋氏为主要目标。
他拉拢中共的手腕也是独出心裁的。他的政治部主任刘文岛改任汉口市长以后,即接纳
由当时任中共湖北区委书记的彭泽湘同志去继任这个遗缺。他无条件支持工农运动,与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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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方面中共负责人以及汉口工会领袖,也维持着经常的接触和友善的关系。他还郑重其事的要
求加入中共为党员,并请陈独秀到武汉来指导他的工作。他对我也是很客气的,甚至表示在
他因事到前线去的时候,他的部队可由我全权指挥。
中共方面,认为唐生智的军队仍是以守旧军人为其主要支柱。他这种友善姿态,都不过
是拉拢的做作之态。中共中央曾拒绝了他入党的要求,指出这对于他暂不适宜。我也觉得他
只愿个人与中共友好,并不愿中共的影响达到他的队伍中去。因此,我们觉得无论在那方面
来说,他都比不上邓演达对革命那样的真诚。
在武汉,除了邓演达、唐生智的势力而外,就要算中共的势力了。中共所能控制的军事
实力,虽然微小,但对各军的政治工作和国民党两湖的省党部等,却具有甚大的潜力。在工
农和青年群众组织中,更居独占的领导地位。在北伐军各实力派互相竞争之中,中共一时是
举足轻重的。我这个中共在湖北的发言人,当时所持的政策是为了北伐的彻底胜利,不能加
深各派的裂痕;只能积极增加工农势力的比重。
邓演达对中共与唐生智之间的友善,颇有疑忌之心。他有一次以代表革命正统者自居的
姿态问我,为甚么彭泽湘没有将第八军的情况报告给他?我向他解释,彭泽湘初去第八军工
作,一切都很生疏,因而我也没有接到他的报告,我想他决无不尊重总政治部领导的意向。
我还进而向他说到,中共方面是一切事都要和他商谈取决的;但同时也重视唐生智的友谊,
不拒绝唐的为善的倾向;我以为这也就是我们所应共同采取的态度。
邓演达对我的意见,似颇以为然。而且他后来在处理财政问题上、汉阳兵工厂的人事问
题上,以及军械的分配上,为了要应付蒋氏在江西前线的需要,本与唐生智要发生龃龉的;
也似乎因受了我这种态度的影响,大多能以折衷的方法,获得暂时的解决。一般说来,革命
内部的矛盾,那时还不算十分尖锐。
我根据广东的经验,谨慎的处理这些与军事有关的问题。当时,我尚是一个幕后人物,
未担任任何公开的职务。但一些向革命找门径的人,嗅觉特别灵敏,往往直接找到我这里来。
我接见过驻扎武汉四周许多亟谋投靠革命的部队的代表们,也阅读过许多有关这类事的文件;
我都转给邓演达去处理;至多有时提供一些处理的意见,给他参考。那时由德归国的朱德和
由四川来的刘伯诚同志,都是由我居间介绍,奉着邓演达的正式使命到四川等地去,运动杨
森、邓锡侯等部队。这些事使邓演达感觉这是尊重他的职权的明证。
蒋氏于九月二十二日即到达江西境内,南昌是于十一月七日克复的,在此时期中,他的
处境相当困难。在革命军进抵武昌城下的时候,李宗仁的第七军即沿江东下;对付孙传芳进
至黄石港的先头部队,并向九江方面进展。第二第三第六各军全部和第一军的第二师分路向
南昌逼进,第五军的一部则由广东进驻赣州。程潜(第六军)于九月十九日第一次攻占南昌,
但旋即为孙传芳的优势兵力所压迫,不得不撤退出来。当时蒋氏尚在赴赣途中;任指挥责任
的程潜曾指摘南昌之得而复失,是由于蒋氏亲率的第一军未能如期接应所致。
此后,南昌九江间附近地区的战局由蒋亲自指挥,一时形成拉锯的形势。孙传芳的主力
集中到了南浔线,蒋氏遇到了劲敌了。他的指挥似也表现得不很得力,各军有些抱着观望态
度,行动也未能一致;因而在战斗上受到一些挫折。第一军军长何应钦所率第一军的第一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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