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两师经由福建向浙江前进，进展亦较迟缓，这使蒋氏的声望为之减色。
武汉的革命英雄们在讥笑这位不可一世的总司令，唐生智曾以讥笑的口吻表示：总司令
亲率着这许多大军，竟会败于南昌城下，真是怪事！第四军有些将领们更觉得没有他们铁军
出马，就不济事！有些人以隔岸观火的态度，等待着看蒋氏闹笑话。少数人则以南昌久攻未
下，为之焦急。蒋氏本人也表现得有点一筹莫展，他的顾问加仑将军却奔走前线各地，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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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各军，以期彼此行动一致。
十月中旬，加仑将军为江西战事来到武汉求援。他向我痛陈江西前线的实况；指出症结
所在是各军行动不能一致。他警告万一孙传芳获胜，湖南广东都要受到威胁，整个北伐甚至
要因此垮台了。我支持他的这种看法，予以有力的协助。我觉得现在还不是由于内部矛盾与
蒋分清径渭的时候；如果江西前线受到挫败，是真会影响北伐大局的。当年太平天国的革命，
也因内部的勾心斗角而致失败，可为殷鉴。
由于素著声望的加仑将军在武汉的疏解，获得了各方的诚意协助。第四军开往南浔线的
侧面，协同原在那里的李宗仁部进行主攻。唐生智的一部也东下应援，武汉是在动员人力物
力来支援江西的战争。加仑兴高采烈的驰回前线，要求各军务必要严格的一致行动。当时武
汉方面传说，江西战局的实际指挥，不是甚么总司令，而是客卿的加仑将军。果然，十一月
二日李宗仁等部在南浔线击溃了孙传芳的主力，四日占领九江，七日占领南昌，孙传芳才遭
受了第一回合的重大打击。
由于蒋氏的受困于南昌城下，便诱发了反对他的浪潮。十月间在广州举行的国民党中央
委员和各省市党部代表的联席会议③，显然是左派势力的抬头。他们造成直接反对张静江的
昏庸老朽和迎汪回国复职的空气，间接就是打击蒋介石。蒋氏占领南昌九江之后，也就开始
了他的反击。后来他坚持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暂驻南昌，也就是当时的内部矛盾之故。
中共的工作随着北伐军事的胜利而急剧发展起来。中共湖北区委会一向长期处于地下活
动状态，一切工作都惟谨惟慎，无法施展。如今一朝获得公开活动的机会，便因积习以及人
手不足，显得手忙脚乱。幸各地的得力党员，陆续荟集到武汉来。如工运方面，有李立三、
刘少奇，是中共中央继我之后派来的人员。军事工作方面则多是广州随军来的，如在总政治
部任重要工作的有李和林、章柏钧、朱代杰等，实际指挥军队的有叶挺以下的军人同志们，
以及后来任武汉军官分校主任政治教官的恽代英等。不久，毛泽东也由湖南来到武汉，筹办
另一个农民运动讲习所。其他众多的工作，则多系就地取材。总之，湖北区委会当时正忙着
充实它的组织，扩大党员数量，训练党员提高工作能力等等。
等到武昌克服以后，中共湖北区委会的阵容极一时之盛。彭泽湘虽担任第八军政治部的
工作，仍兼着湖北区委的书记；陈潭秋主管组织部；林育南主管宣传部；董必武、钱介盘、
刘伯垂等任国民党工作委员会委员；李立三、刘少奇、项英、许白昊任工运委员；陆沉、陈
荫林、刘子谷等任农运委员；蔡畅、黄木兰等任妇运委员；李求实、李书渠等任共产青年团
委员并负责学生运动工作；我则以中共中央代表资格，经常参加湖北区委会议并兼管军事工
作。
不用说，中共湖北区委会在武汉是中共一切活动的中枢。它每星期开会两次，一次讨论
政策，一次讨论日常工作。出席人数往往是二十人左右，议案是十分纷繁的；尤以临时动议
的紧急案件为最多。这就使任书记的彭泽湘有点应付不下了。他虽是一个能干的青年，但究
竟太忙，经验也嫌不足。书记在会议上，特别要依据各项问题的缓急轻重，临时能调整一个
秩序出来；有些重要问题还要预拟出解决的方案，提出讨论通过，才能把握时机。这些事往
往非彭泽湘所能胜任愉快，常引起不必要的争议。我这个中央代表有时就弄得不得不起而代
庖；甚至遇着我因事没有参加会议时，会议就不能获致圆满结果。
湖北区委会领导不够健全的现状，曾引起一些区委委员的不满；资深望重而又以正直著
称的陈潭秋就曾向我提出这个问题。他不满陈独秀派些经验不足的留学生来任象湖北区委书
记这样繁重的职务，认为这是不信任老干部的表示。他要直接要求中共中央改派我为湖北区
委书记。我虽告以我正在要求中共中央搬到武汉来，自然可以弥补这个缺陷，现在在人事上
似乎不必多此一举。但陈潭秋仍径向中共中央提出了他的建议，而被中央接纳了。因此，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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