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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于十一月间又兼任了湖北区委书记的职务。这项工作占了我最大部分的时间，我不仅要注意
政策问题，而且要处理繁杂的日常工作。
当时武汉的要人们，开会忙，宴会忙，演说忙，蔚为一种风气，中共的干部们也不例外。
众多的革命机构和民众团体的主要人员，不仅各有它本身开不完的会议，而且有各种各样的
联席会议；有些要人们几乎终日就只够忙着开会了。“普海春”这个座落在汉口江汉路的大酒
店，是当时要人们宴会最多的地方。一位要人每天往往要在那里参加两三次乃至五六次的宴
会。他们于酒醉饭饱之后，高谈阔论一番；有些重要问题，也就在这种场合交换意见，自然
不免有草率的流弊。演说不仅成为风尚，而且内容是愈左愈好；连工商界的老板们演说时，
也会高呼“世界革命万岁”！但这些会议宴会演说等，不免多系空谈自误，缺乏实际内容。我
参加这场合算是较少的；一般说来，中共湖北区委会的工作较之其他的革命机构，效率是要
高些。
在武汉占领后的初期，中共所领导的农民运动，只是开始阶段，还不为人所注意。至于
当时的职工运动，则极为出色。九月十四日，北伐军占领汉口后的一个星期，一个工界恳亲
会即假国民党汉口市党部举行。到了工人代表四百余人，代表一百多个工会。北伐军总司令
部、总政治部、前敌总指挥部、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汉口市党部等重要机构，都派有代表参
加。会议决定了三项重要议案：一、惩办工贼；二、催促各工厂从速开工；三、组织湖北全
省总工会。又决定第一二两项请总政治部负责办理，第三项则由各工会负责进行。中共方面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项英、许白昊等重要工会领袖，发挥着领导作用。
上述三点决议，确也是当时职工运动的当务之急。湖北的职工运动经过吴佩孚的“二?七”
镇压，工会组织业已破碎，从前的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事实上也不存在了。继之而起的只
有中共所领导的一些工会秘密小组。有些过去的工运领袖在吴佩孚威迫利诱之下屈服了，其
中还有些为吴佩孚做破坏工会的工作，即所谓“工贼”。当时最著名的一个工贼是郭聘帛，他
有国民党党籍，为右派分子，也曾是湖北工团联合会的一个重要职员，在“二?七”罢工后，
纷传他已成为吴佩孚的鹰犬；因他的告密，使若干工人领袖受到杀害。众怨所积，郭聘帛终
由总政治部逮捕了。惩办工贼是工会方面极重视的事，当初总政治部根据蒋氏的意旨主张宽
大；可是不少工会领袖曾向总政治部力争，郭聘帛因而卒被处死判④。
催促各工厂迅速开工，更是不容易解决的事。当时武汉的工厂企业，有的已经停工，有
的减产，有的勉强维持；这种经济不景气，确也是战时所难免的状况。工人一方面要各工厂
复工，才不致失业；另一方面又要提出一些迫不及待的经济要求，使工厂企业更难经营。总
政治部除了运用政治压力，催促各工厂开工外，也不能有其他良好的方法。当时军需浩繁，
财政当局只能设法增加一些收益，那里顾得到工商业的复苏。一般说来，只知要钱的军人们，
既不懂甚么财政经济政策，更不会有甚么贷款帮助工商业的打算，而他们的意见又有决定性
的作用。
我曾强调国民政府应确立战时财政经济政策。所需收益可求之于各县地主富人的捐献；
对大城市工业生产的奖励，市场的活跃，以及贷款救济等项，都是应当认真考虑的措施。李
立三则主张工人参加管理生产；他认为这样做，才能使工厂复工，也可以使工人重视劳动纪
律，认真进行生产。这些建议又为当时实际条件所限制，难于实行。因此，当时一般热心革
命的人物，多觉得军事上确有进展，在政治和经济上则毫无办法。
组织总工会是工会内部一件复杂的工作。武汉不过是中国腹地一个商业中心，近代企业
并不发达；因此，工人中仍以手工业者和苦力占最大多数，自然，这样的工人群众也会富有
行会观念和受着秘密会社的流氓观念所影响。他们已往的处境的恶劣，是毋待费词的，汉口
租界巡捕曾发生打死人力车夫的事件，“吃洋火腿”更是司空见惯。在革命浪潮犯滥到武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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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时候，自然激起一般工人“报复”、“泄愤”、“翻身”等情绪；如“发洋财”这一句话，就是
很流行的。这句话的含义固然很复杂，主要却与“铲富济贫”的观念一脉相通，不过所要铲
的是洋资本家罢了。他们虽经过“二?七”罢工的洗礼，但要组成近代的工会，按照当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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