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组织的工人的重要性以及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三日上海工人第一次暴动的经过等等。
他又向我描述上海的国民党员钮永建、吴稚晖等对中共的态度良好，已组成一个国共联
席会议；一切工作都在联席会议协商解决。上海的青帮首领杜月笙等与中共关系也很密切，
他几乎每天都要与杜月笙见面；上海没有流氓捣乱工会的事件发生。他说明中共中央对于上
海工作寄予很大希望，认为如果北伐军打到上海，上海必将在中共掌握之中。他这些话，显
然没有充份了解武汉与南昌间争执的严重性和上海社会的实际情形。我曾严重的警告他，这
是一种极有害的幻想；既没有觉察帝国主义的利害，也为蒋介石的假面具所欺骗了。
汪寿华应允将我的意见转达中央，他个人并极力予以支持。在他行前我还向他说到许多
事是不能用通讯方法解决的。上海武汉间几次来往的人，都没有达成任务；这次我希望他能
不虚此行。谁知汪寿华到达上海之后，我的建议又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而最可痛的是这位
天真的汪寿华本人在该年四月十二日清党的前夕，在杜月笙的客厅中，被绑走断送了性命。
二月间，威金斯基继汪寿华之后，由上海来到了武汉；这似是我从上海方面得到的仅有
答覆。他此行目的，是来和我与鲍罗庭商谈对蒋政策。但他除与鲍罗庭争吵了一场之外，不
能有甚么成就；他那次往返商讨，不仅没有澄清中共内部的混乱，甚至是贻误了时机。
威金斯基在武汉考察了一般情况，似乎特别受到俄顾问加仑等人的影响，提出了与鲍罗
庭不同的意见。他向我表示革命阵营内部不宜分化太快；否则，将无以对付北方军阀及帝国
主义的雄厚势力。对中共与工农运动，也是不利的。他说到在武汉的俄顾问中有些不同意鲍
罗庭的作法，并且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蒋介石究竟不是陈炯明，鲍罗庭更不是孙中山。”
他提议让他去南昌一趟，与蒋寻求谅解，以避免革命内部的过早分化。
我向威金斯基表示，他的主意能否收到成效，大有疑问，但不妨一试。我着重指出反蒋
阵线包括一些不可靠的旧军人和动摇不定的左派政客，即使胜利了，局势也未可乐观的。如
果他的南昌之行，能够使目前武汉南昌间的对立状况，稍微缓和一下，让中共能够多一点准
备的机会，也是值得的。不过事态发展到了今天，要想挽救也不能存过高的希望。
几天之后，从南昌回来的威金斯基，果然向我简单的说：“事态已无法挽救了。”在鲍罗
庭的办公室中，他们两人又展开了争论。鲍罗庭似是以列宁自况，指斥威金斯基充当了反对
十月革命的卡米涅夫和李洛维夫那种工贼的角色。他说到威金斯基南昌之行，既未达到预期
目的，反动摇了反蒋阵线，增长了蒋的气焰，损伤了我们自己的威信。威金斯基也反唇相讥，
指出鲍罗庭的做法并不是甚么布尔什维克的路线，而是玩弄手腕的政客行为；其结果将不利
于中国革命和苏俄在中国革命的地位。
鲍罗庭知道我是支持威金斯基此一行动的，因而特别指出我与威金斯基主张的不同，以
减少贯彻他的主张的阻力。他说明他明白我虽也不愿革命内部分化太快，但清楚知道反蒋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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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势成骑虎，不能退缩；所以我老早就要求中共中央迁来武汉，集中力量来应付这场斗争。而
威金斯基却一味在那里唱反调和摇摆不定。鲍罗庭最后还是劝告威金斯基，说他的调子事实
证明是唱得已经迟了，现在是不能有所选择了，如果大家同心协力照他的政策做下去，结局
也许不会如威金斯基想像的那样恶劣。
威金斯基终于无法扭转鲍罗庭的做法，怏怏的返回上海。他行前曾向我表示，中共中央
不在这里，是无法限制鲍罗庭的行动的。他确认中共中央有迅速搬来武汉和立即筹备召开中
共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必要。他后悔他这次确实来迟了，以致无能为力。他应允回上海与中共
中央商讨，以谋妥善解决。
可是后来事实证明，威金斯基回到上海以后，也不能很快的改正中共中央所抱“上海第
一”的倾向。它依然留恋着上海，等到它后来搬到武汉时，已在四月十二日上海遭受了大灾
难之后；同时，武汉也已到了“夕限无限好”的时期，难于有所施展了。总之，在后来国共
这一幕大打斗的闹剧中，共方领导上的无力和内部的纷歧，暴露无遗；而蒋介石将军却在那
里采取主动，独断独行的干下去；胜负之数是毋待龟卜的。
①冯玉祥的国民军自一九二六年春为奉直联军所败，便向西北退去，冯本人赴苏俄考察。他的第二军之
李虎部和三军之杨虎部则退守西安，为吴佩孚部所包围；一直等到冯玉样带着苏俄顾问，自俄归国，决心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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