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英外交的紧张，并没有缓和当时革命内部的纠纷。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五日，广州的国民政府宣布停止办公，实行北迁。十二月三十一日，
谭延闿、张静江等率领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的职员，到达南昌。一九二七年一月一日，
国民政府正式公告迁都武汉；立即开始办公。可是一月三日，蒋氏忽电武汉，主张国民政府
暂设南昌。因之便爆发了著名的南昌与武汉间的建都之争。
建都之争和汉口收回租界的行动，几乎是同时发生的。当时武汉联席会议的要人们对于
蒋氏的主张，大大不以为然。他们奔走相告，迁都武汉是早已决定了的事，何况外交如此紧
张，武汉又是筹款中心，如何能将国民政府改设南昌。联席会议讨论的结果，曾电覆蒋氏，
表示不赞成有这种骤然的改变。
一月十日到十八日，蒋氏曾到武汉，意图说服在武汉的要人，但不得要领，失望地返回
南昌去了。蒋氏所持的理由是定都问题应以战略与军事发展来决定，此时长江下游的军事正
在进行，国民政府应暂设南昌。俟南京光复后，再依孙中山先生生前的意见，建都南京。并
且声言，这是南昌举行的国民中央政治会议所一致决定了的；要求联席会议的要人们遵行。
联席会议的要人们则认为建都武汉原系根据蒋氏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二日的提议，经过
国民党中央与国民党政府委员们一致同意决定，并经正式公布了的。观在无论在外交上，在
财政上，在军事上，乃至在人民心理上都不宜有这个改变；即使迁都南京的话，将来也可以
经过一次中央全体会议的决定，再行由武汉迁往不迟。
由于这个争执相持不下，也由于蒋氏这次到武汉来，欢迎的场面虽然盛大，但一般情绪
总不能算是热烈的；所有“拥护国民党中央领导！”“欢迎汪精卫回国复职！”等呼声，都使蒋
氏感觉刺耳。蒋氏怀着怅惘的情绪回到南昌以后，便专对武汉的要人出些难题，向宋子文索
款的电报，如雪片飞来。这样一来，更使双方的距离愈趋愈远了。
建都的争执发展成为双方非正式的互相攻讦，武汉方面有种种谣传，如谭延闿被蒋扣留
在南昌，不让他到武汉执行职务；张静江则因害怕武汉革命气氛之高涨，所以留恋南昌，阴
谋破坏建都武汉的既定政策；蒋氏则志在独裁，企图对国府置之于自己肘腋之下，等等。南
昌方面则纷传武汉的联席会议组织之不合法，不过是共产党藉之以作为反蒋反革命的手段。
革命内部纠纷至此已达危险边缘了。
一月下旬，上海中共中央派汪寿华同志为代表来到武汉，与我举行重要会谈。他的目的
是要知道武汉方面的内情和我们的做法。我将武汉南昌间争执的内幕及其严重性详细的告诉
他，要求他转达中央，速谋应付方略。
我向他指出，武汉南昌间的争执可能发展成为国民党内部的分裂、国共的分裂，甚至发
生武装冲突。目前双方已各走极端，征之已往史实，蒋氏是会不顾一切蛮干下去的，鲍罗庭
也不会再行采取妥协步骤。现在是中共中央急起应变的重要时机了。
我向他说明，现在仍有两途可循：一是中共自居超然的调人地位，以缓和武汉南昌间的
争执，使问题局限于谈判范围之内。就目前实情观察，这点恐不易做到；即使试行，最少也
要整个中共中央速来武汉，先与鲍罗庭商谈，才能进行。二是中共中央完全赞同鲍罗庭的既
定政策，积极准备力量，坚决予以贯彻。在我看来，不管中共中央愿意与否，事实上恐非走
第二条路不可了。
我向他解释目前中共的步骤是相当凌乱的，武汉方面已有许多问题不易解决。湖南方面
农民运动正在蓬勃发展，已引起武汉内部的不安；这与鲍罗庭缓和武汉内部矛盾一致对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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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方针，又是不相配合的。江西中共的组织处于对蒋斗争的前线，领导力薄弱，我无法照顾。
广东更是一个重要据点，我在这里却无法与之取得密切联系。在冯玉祥方面工作的中共党员
我又一直无法联络。要解决这些问题，都非中共中央速来武汉不可。
我建议中共中央不必过份重视上海方面的工作，因为上海究竟是帝国主义的坚强基地，
如果蒋氏占领了上海，可能要屠杀中共党员的；至少中共中央在那里不可能有多大的作为。
中共中央如果搬来武汉，可以加强湖南、湖北、江西、广东至西北等区域工作的领导，积极
武装工农群众，来应付这场生死交关的斗争。
汪寿华这个青年同志（原名何金亮）系留俄学生，曾在海参威华工中做了几年的工会工
作。一九二六年十月间回到上海，接替李立三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的主委，直接领导
上海工运。他虽然很能干，但不免少年气盛，将事情看得太简单。他曾向我夸耀上海八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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