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事件发生后约一小时，到达肇事地点。那时冲突已告停止，英水兵已退到英租界防
御工事后面。我目击一群英水兵凭着工事，持枪对着那些糜集在广场的群众，作射击姿态。
徐谦立在一张临时安置在广场中的桌子上，、背向着英租界的防御工事，不理会英军枪口的威
胁，向群众激昂慷慨的演说，宣布国民政府反帝反英的决心，吁请民众分别离去，静候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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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循外交途径来解决。当时群情愤激，“向租界冲去！’ ‘的呼声在高喊着，眼看更严重的冲突
就要发生。我深知此时决不可与英租界发生冲突，便立即在广场上找着一些群众团体的负责
人，劝他们遵照徐谦的指示，领导民众离开广场，情势才逐渐缓和下来。愤激的民众高喊着
口号，结队向国民政府大厦请愿去了。
当时，我们为了避免再发生意外事件，特分别通知各民众团体，以后宣传活动，暂时不
可进入租界。不料四日上午九时左右，我就接到一位同志的电话报告，谓工会的宣传队已有
几队人冲入了租界，大批市民正从各路口涌到租界去。我即以电话询问李立三，他和其他工
会负责人对此还全不知情，他说总工会的负责人将立刻赶到租界去，阻止任何意外的发生。
我又以电话通知联席会议的一位委员，告以情况，当时，并表示我将采取的处理方针。他赞
同我的做法，并派员赶到现场维持秩序。
我放下电话，立即驱车赴英租界。此时街道上已挤满了人群，正向英领事馆行进，但还
没有发生甚么激烈举动。等到我赶到英领事馆门前时，聚集在那里的群众已经不少了。我找
着在场的一些首脑人物，嘱咐他们要约束群众，不可有任何暴动，不得损害外人生命财产，
不得与巡捕冲突等等。我旋即进入英领事馆，看见一二十个民众团体的首脑人物聚集在楼下
的大厅里，似乎是在等候上级的指示，我同样告诉他们要严守秩序。英领事馆的职员们都己
退避到二楼，在楼梯口上立着一个英籍职员，态度倒也不显得惊慌。我走上楼梯，和他握手
为礼；告以不会有甚么意外事件发生。他就将我的意见转告在二楼的他的同事们。这样，一
触即发的紧张场面，似是缓和下来了。
不一会，李立三等人也赶来了石他们告诉我英租界内并无激烈的骚动，沿途只看见有几
处玻璃窗被打碎了。他们已分别通知各工会负责人，劝告市民退出租界。他们也听说驻在汇
丰银行的英水兵，已退回兵舰。因此，估计大致不会发生严重的问题。紧接着，孙科等国民
政府委员也来到了，我把适才的经过情况，简略的告诉了他们，他们就上二楼和英领事谈话
去了。
这就是武汉民众直接行动，收回英租界的最初一幕；此后，便开始了中英谈判的阶段。
在民族怒火燃烧之下，武汉民众竟能严守秩序，对英作坚强的表示，使帝国主义者不得不括
目相看；这证明中国民族运动已进入了更有组织的形态。英国的外交本是很灵活的，他们从
上海的五卅运动和广东的省港罢工中所获得的教训，似觉得一味采取高压政策，将造成中英
间的深仇大恨，这对英国是不利的。也许他们觉得尽可以利用国民革命内部的矛盾，来瓦解
这个民族阵线，用不着承袭已往的政策。
我目击事态业已在我们掌握之中，便离开英领事馆，驱车去找鲍罗庭。他获知了事件的
经过情形之后，很欣慰的向我说：“幸好避免了一场冲突。”他还指出虽然现在并无向日租界
作同样示威的迹象，但仍应通知各民众团体，严格约束群众，不可有侵犯日租界的任何行动。
鲍罗庭的这些话，原系我们的既定政策，用不着再有甚么讨论。此后，武汉民众对日没有甚
么激昂的表示，就是我们这种政策的结果。
这次外交的胜利，也提高了联席会议的声望。一月四日，联席会议接受了各民众团体所
提出的收回租界等对英四条件②，安抚了民众的激昂情绪；同时展开对英的谈判。外交部长
陈友仁与英领事交涉结果，协议组织汉口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派中国军警维持英租界秩序
等。
汉口收回英租界的举动，振奋了全国的民心。一月六日，九江英租界附近发生了工人与
英水兵冲突的事件，邓演达由汉口赶程往九江，与九江英领事交涉的结果，照汉口的前例，
派少数中国军警，于一月八日起接管九江英租界。后来，在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九、二十两天，
陈友仁与英国驻华公使代表欧玛利，先后签订收回汉口英租界协定和收回九江英租界协定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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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会。至此，汉口九江两地英租界才宣告正式收回。这也可以说是联席会议一个重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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