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文章，登载《向导》第一九一期。此外，梁士贻在一九二七年一月十六日曾与英驻华公使 Sir Miles
Wedderburn Lampson谈话，也曾说到这件事—见《梁燕孙年谱》下册，第五〇二页至第五〇六页。
⑦一九一二七年初吴铁城由南昌赴日本，向日本币原外相有所活动，又戴季陶也于二月间奉蒋命赴日，
而日本的清浦佐分利等则仆仆风尘于南昌广州之间，并公开对记者发表谈话，声言日本与中国南方稳健分子
已有相当的谅解。
⑧据董显光著《蒋总统传》（上册，第九十页，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民国四十一年初版）说，
蒋抵上海后，商人与银行家多愿支持清共，一个三百万元的借款旋即成立，以供蒋的迫切需要。
⑨关于上海工人三次暴动的详情，可参看瞿景白作《上海工人第一次起义》及施英作《上海工人第二次
起义》、《上海工人第三次起义》三文，载北京，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
动》，一九五四年第一版。
⑩汪精卫抵港后与蒋、吴、李、蔡等协商情形，汪精卫在广州中山大学所作《武汉分共的经过》的讲演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五日）中有相当详细的叙述，可供参考，原讲词载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五日出版的《贡献
旬刊》第一期第三页至第十三页。
⑾上海清党时蒋突令其亲信刘峙继薛岳任第一师师长。
⑿“四?一二”收缴工人武装及翌日屠杀工人的经过，上海总工会将经过实情，汇编了《四?一二大屠
杀纪实》一文（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四九一页至第五三三页），可以参阅。
⒀陈立夫在抗日战争时期，曾在一次会议上追述清党的一幕。他说到清党时最大的困难，是分不清谁是
共产党，谁又不是共产党，他的办法是在各地召集国民党大会，要左倾的站在左边，其余的站在右边，然后
要他们相互打起来，这样站左边的受到了应得的惩罚……陈立夫的这些话当系事实。但当时站在左边的不一
定是中共党员，站在右边的也不一定没有左倾分子。还有不少徘徊于左右之间，红帽子便被戴上了。
第四章 农民运动
武汉时期，中共在农村中的活动，是自下而上的，燃起了农民斗争的烈火，其中以湖南
的火势为最猛烈。中共因为缺乏这一方面的知识和经验，在发动之初，领导的步骤颇不一致，
运动开展以后，也无力予以控制。因而农民运动，竟成了摧毁国共合作，瓦解武汉证券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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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个主要因素。
中共内部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点，并不在农民斗争应采取激进或缓进方式的问题，而是
农民运动发动后如何维系国共合作的问题。如果中共坚持与国民党左派合作的政策，特别是
要维持反蒋阵线，支持武汉左派政府，就应该将农民斗争，局限在组成武汉阵营的主要势力
所容许的范围以内。如果超过这个限度，中共就应如托洛茨基所主张的一样，建立工农苏维
埃政权。当时共方—从莫斯科到中共各级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在内）大都支持前者。不过有
的主张纠正这一运动的过激行动，以维系武汉的阵营；有的认为不算过激，对国共合作不会
有重大的妨碍。
所谓农民运动过激，本是指农民运动发生了左倾的蛮干行为而言的，可是当时这个名词
的含义相当复杂。其中因素之一，是反对者有意夸大其词；其实，这些“过激”行动也包括
了农民的正当要求在内，根本不能说是过激行动；不过，在实行上亦确有过左偏差倾向。又
由于农民的狭隘意识所引致的不应有或者可以避免的举动，当时我们的错误，就是没有将这
些事态严格的分别出来，一一予以具体解决。当时中共在武汉政府中的微妙地位，也未能及
时调整这一运动，因为不少中共同志觉得农政部长虽由共产党员担任，但政权还是国民党的，
我们并不要以在朝的身份来约束群众的行动，可是中共的整个政策，又使自己的命运与武汉
政府休戚相关，如果这一运动使武汉政府蒙受不利的影响，同样也就打击了中共。
大多数中共领导人，虽然认为农民运动的过激行为是应当予以纠正的；但一直以能组织
这样广大的农民群众而自傲。我们大致有这样的一种错觉，以为农民组织起来了，农民斗争
发展起来了，中共的势力就可以深植在各个乡村的基础上，既具有不易摧毁的力量，又可以
进而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其实，这是不对的。农民势力要能稳固，土地问题要获得解决，最
主要的还是要有拥护农民利益的政权为之保障。至少也要农民的组织极为坚强，有足够的武
装力量为后盾，才能逼使政府当局向农民的要求让步。否则舍本逐末，徒具轰轰烈烈的形势
的农民运动，终归要遭到失败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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