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所领导的农民运动，较之中国历史上所发生过的农民暴动自然远为进步。过去的农
民暴动大致都受了迷信、封建、帮会等等落后意识的影响，往往为野心家所利用，来实现他
们的成王败寇的个人抱负。中共则受着共产党国际无产阶级领导广大农民这种理论的影响，
并有近代思想的薰陶，其组织办法，也不是已往的宗法传统，而是近代的民主方式。中共的
目的固然也在夺取政权，却也具有真正改良农民生活的坚强意识。武汉时期的农民运动是中
共发展史上一次大规模的尝试，这个运动当时虽然失败了，但后来事实证明中共确能在这个
失败的教训中，获得了不少的宝贵经验。
为了便于说明武汉时期的农民运动，首先追溯一下在国民党革命中农民运动史的发展，
实有必要。在中共方面说来，陈独秀先生是首先注意农民问题的人，他在五四时期的著作中，
就曾指出义和团式的运动，是守旧落后而含有迷信观念的①。后来，他一直坚持这种观点，
不愿中共圣洁而近代化的理想，受到那些反动观念所影响。可是中共的领导者们，包括陈独
秀先生在内，对于国际和国内农民运动史的发展，没有深入的研究，因而中共没能及时形成
一个明确的农民运动与土地革命的政纲。
中共同志中最先从事农民运动的是彭湃，这个出身于世家的知识青年，在陈独秀先生思
想影响之下，于一九二一年首在广东的海陆丰，从事组织农会，他的初步理想，不是甚么土
地革命，也没有农民暴动的想法，而只是要解除一些农民的切身痛苦，从此，广东的农民运
动，日渐发展起来，跟着也发现了不少的新问题。
直到北伐的前夕，中共中央一九二六年七月间扩大会议，根据农民运动在广东已有较大
规模的发展的事实，制订了农民运动的决议案，这个决议案钓要点在经济方面是减租减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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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要求农民所得不少于收获量的百分之五十，借款年利不得超过百分之三十，反对预征钱粮及
苛捐杂税等。在政治方面，农民有集会结社的自由，县长民选，民团不得逮捕审判农民等。
在组织方面，强调农村联合战线，规定农民协会的组织不准大地主和高利贷者参加，但应团
结雇农、佃农、自耕农与中小地主，对并非作恶多端的大地主保持中立关系，对劣绅土豪大
地主则予以反对，等等②，这些决议，是中共意图发动农民，成为国民革命中一项重要势力
的现实想法。
中共在广州的同志们对中共中央七月间这种农运政策表示了反对意见。广东区委根据在
广东积累起来的国共合作和农民运动的经验，主张不应因国共合作而阻碍了农民斗争，应不
顾一切使之发展，以求土地问题的更高阶段的解决。他们强调土地革命的重要性，认为国民
党内赞成土地革命的才算是左派（这样的左派固然很少）。这种见解，意味着将革命的重心由
国民革命转移到土地革命。但中共中央则以国民革命仍是当前的中心任务为基本理由，否定
了广东区委的这种较激进的主张。
共产国际很重视农民土地问题，这是列宁主义的特色。在共产国际的好汉们看来，似乎
土地革命是中国革命的真实而又神秘的内涵。“沙法诺夫在一九二一年远东劳苦人民大会上所
发表的演说，就曾强调这一点。但莫斯科对于中国农民土地问题的具体情况及其与国民革命
的关系，一直没有弄清楚。苏俄土地问题专家们曾先后在广东武汉等地从事实际的考察研究，
直到武汉政府垮台，也还没有得出明确的结论。
鲍罗庭对农民土地问题所表现的主张，大体是以中国的政治气候为转移。一九二四年初，
他曾向孙中山先生提出没收地主土地和土地国有等主张，未为孙先生所采纳。一九二五年，
国民政府成立以后，鲍罗庭的全部注意力就集中在中共与国民党左派密切合作，巩固广东的
革命专政这一问题上。再也没有提过甚么土地革命了。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五日，国民党二中
全会以后，他对国共合作前途已不感乐观，又从新强调土地革命。上述广东区委的主张，就
曾获得他的支持。一九二六年底，他到达武汉以后，他所注意的是反蒋阵线的形成，因而又
不重视农民土地问题了。
鲍罗庭在中国最能代表斯大林的意旨。他到达武汉以后，和我谈到农民问题，曾表示现
在革命的危机，是有人要抛弃孙先生的三大政策，如果这种企图实现了，一切都将完蛋。他
还肯定的说：“现在土地革命的时机没有成熟，要先形成土地革命的必要条件。”他专心在策
划反蒋，因而主张纠正农民运动的过激行动。从鲍罗庭的这些态度看，不仅他个人修正了他
前此在广东时（一九二六年下半年）的态度，而且莫斯科对中共的指导一直也是以完成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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