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为重点，土地革命的政策就显得动摇不定了。
国民党重视农民问题有过于工人问题。孙中山先生早就在他的三民主义中，提出了平均
地权的温和主张。一九二四年改组的时候，孙中山虽没有接纳鲍罗庭那种激进的土地革命政
策，但却制定了拥护农工利益的政纲，并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不少国民党人觉得
他们应向农民争取广泛的支持，而且多少有些重农轻工的观念。（例如：国民党的文件中总是
先“农”后“工”的称为“农工运动”；中共的文件中，则先工后农的称为“工农运动”，即
为一例。）
国民党重视农民运动的政策，颇有表现。农民协会组织章程的要点，是孙中山先生在一
九二四年春核定的，国民党中央党部早有农部的组织（远在中共中央有农民部组织之前），各
级党部也先后建立同样的机构，国民党中央曾陆续拨出可观的经费，办理农民运动讲习所，
派遣许多农运特派员，分赴各地推进农运等等工作。不过事实上国民党的农运工作多委派中
共党员实际执行，尤以基层工作为然。
国民党在农民运动上与中共一直处于竟争的地位。两党在农民政纲上，基本上虽没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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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大出入；但国民党人总认为农民运动应由国民党名副其实的加以领导；而中共表面虽然推重
国民党的领导权，但实际上则有当仁不让的气概。在手段上，国民党侧重由政府自上而下，
以法令来改善农民的生活；中共则着重自下而上，发动农民斗争，直接争取农民生活的改善。
一般说来，国民党人包括左派在内，畏俱农民斗争，对于土地革命，更视为过激行动，这与
国民党人多出身于小康之家大有关系。
上述一切，是中共内部和国共之间，为国民革命和土地革命这一纠缠不清的问题争论不
休的一般概一况。这也就是武汉时期的农民运动，不能获得适当解决的暗礁。
湖南农民运动发展得最快，规模也最大。农协组织是由各乡各区各县市以至全省，自下
而上的递层发动起来的。北伐前夕，湖南的农协会员已有约二十多万人。一九二六年十二月
一日，湖南全省农民协会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时，全省七十九个县市中，已建立了五十四个县
市农民协会的组织，会员人数达一百卅六万余人之众③。一九二七年二月间，会员人数又增
至二百万人，据后来武汉国民政府农政部的核计，湖南农协会员最高人数（是五月间的数字）
达四百五十一万人④。这些数字虽不一定精确，但农协会在湖南之被视为庞大组织，则为当
时人们共有的感觉。
湖南农运较之广东湖北各省尤为热烈，其中原因颇多。例如湖南历经南北战乱，农民所
受的痛苦极深；地主的民团势力多为军队所收编，因而发展农民协会所遇到的阻力较为薄弱，
而且国共两党在湖南的组织相当得势，左倾气氛又极浓厚。中共湖南区委，又能以大部分精
力注重农运工作；湖南中共组织的创始人毛泽东一直重视农运，曾多次进行农村调查，并为
湖南的农运做了一些准备工作。
湖南农运也多少承袭着太平天国起义的经验。一位同情革命的湖南老学者在一九二七年
春，曾向我描述湖南农运的概况。他指出湖南农民在近代史上有过两次大翻身，一次是太平
天国，一次便是现在的运动；而这两次大翻身，颇有类似的地方，但其凶猛的程度则前者远
逊于后者，目前已闹得天翻地覆。他希望不再蹈太平天国的覆辙，真能为农民解决些问题。
这个省份的农运是紧随着北伐军进展的优良时机而发展起来的。国共两党在湖南各县乡
的分支组织，为了支援北伐，积极扩大农协。而农民对于北伐确也有过显著的贡献，一时获
得各方面的好评。各县政府多系依靠农协的支持，来完成战时动员人力物力的任务。各县乡
的地主民团势力多转移到了农协的手里，它们不仅拥有少数的枪支，而且有以十万计的梭镖
队，于是农运也就随着这种组织力量的增强而汹涌起来。等到北伐军进到湖北以后，湖南恢
复平时状态，农协斗争的目标，就集中到了土豪劣绅的头上去了。一九二六年底湖南农民运
动过激之说，乃开始在武汉流传着。
湖南农运代言人毛泽东，首先起来反对这种认为湖南农民打击土豪劣绅为过激手段的言
论，他于一九二六年十二月间参加湖南农协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回到武汉，即提出了两句“名
言”：“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矫枉必须过正”。这显然是湖南农民广泛打击土豪劣绅的辩护
词。他虽承认湖南农运有些“过正”，但认为这是为了“矫枉”而不得不然。他的这种说法代
表了湖南同志一般的左倾情绪。后来他的湖南农运报告，也是根据这种观念写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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