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时曾提出一连串的问题来讽刺他的这种说法。我向他说到的大意是，所谓“有土皆
豪代难道有一小块土地的自耕农，也算是“豪”吗？他自己也算得是湖南一位绅士，难道也
“劣”吗？所谓“矫枉必须过正”，为甚么必须“过正”?要“过正”多少？是暂时的“过正”，
抑是永久的“过正”？等等。他是个不肯认输的人，只是大笑一阵，说这不过是为了当前实
况的需要，才说出这些话的。
湖南的中共同志们，多和毛泽东相似，随着农运的进展，颇有左倾急进的见解。他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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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中，有些人根本就抱着“矫枉必须过正”的心理和“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愤慨，极力将
农运推向左面去，更多的人觉得开始时必须用较急进的方法，才能推动农民的斗争。但等到
斗争已经大规模的发展了，他们又不愿为了国共合作，而把左倾趋势扭转过来。此外，中共
同志们还有一种传统的想法：“右倾最要不得，左倾总是不坏的。”他们不会想到，在激烈的
革命浪潮中，防止左倾蛮干，并不容易，又为必要。等到这种左倾蛮干，已经蔚为一时风气
以后，要纠正它就戛戛乎难矣。更何况中共的湖南同志们，事实上无力完全控制全省农协的
活动。
湖南农运之所以过激，主要表现在“反对土豪劣绅”、“减租减息”、“谷米阻禁”和“破
除旧习俗”等各方面行动上。
湖南农协运动最有声有色的一幕，首推“打土豪劣绅”的工作。打土豪劣绅的办法包括
“逮捕、监禁、审判、算账、罚款、戴高帽游乡、杀猪、粜谷”等等。
枪毙土豪劣绅，也是常有的事，其中最著名的一桩，就是以旧学著称的湖南清末遗老叶
德辉之被处决。其它如砸毁轿子，剪掉长衫等带侮辱性的行为，更是不胜枚举。审判土豪劣
绅的方式，多系举行群众大会进行。在大会中，只要有一个人认定被审判者是土豪劣绅，往
往无人敢加以反对。惩罚的方法，愈激烈就愈容易通过。这与法国大革命时，国民会议审判
贵族的情景，大同而小异。
反对土豪劣绅原系国共两党的共同政策，农民运动的兴起，也必须以压抑土豪劣绅的势
力为前提。但如果由农民自下而上广泛的自动的执行起来，那就不仅如毛泽东所说的“有点
儿乱来”了⑤。而且，也形成了无政府的恐怖状态。我只要举一个例子就足以证明。
李立三的父亲被一个乡农民协会当作土豪劣绅处决了。一九二七年一月间，李立三的上
了年纪的（看来是六十多岁）父亲来到了武汉。我曾和那位老人在李家几次一同进餐，也谈
过他的遭遇。我所得到的印象，他是一位温文尔雅、态度严肃、心地善良的老人。他不否认
他是逃到武汉来避难的。他也表示他愿跟着他儿子的主张走，不反对农协会的一切。不久，
他拿着他儿子亲笔致湖南负责同志的信，担保这位老人不会有反对农协的态度和行为。高高
兴兴的回湖南去了，不料后来消息传来，李立三的保证并无任何效力，这位老人仍被他本乡
的农协“乱干”掉了。
李立三的父亲的遭遇，尚且如此，其他不问可知了。李立三是一个湖南籍的著名共产党
员，他担保他父亲的信，似也由湖南区委转到了澄陵县的农协会去了，而竟不发生效力，这
不特显示出中共湖南区委会对于农协控制力的薄弱，也证明反土豪劣绅的风气已到了疯狂的
程度。李立三遭逢了这个变故，一时显得甚为难过，但他咬紧牙关，再也没提过这件事。我
也曾为之伤感良久，并曾设想过，如果这种遭遇是落在一位国民党员或者一位北伐军的军官
的身上，他对于农协的愤恨将是不共戴天的。
在农协势力膨胀之下，以不交租不还债来代替减租减息，成为普遍的现象。国共两党和
农协的原来政策并不是不交租不还债，而只是主张减租减息，规定租额，佃农所得至少应占
收获额的百分之五十，银钱借贷年息不得超过二分或三分，借谷年息不得超过一成⑥。这种
减租减息要求的实现，是农民生活实质的改善；按照当时的情况也是合情合理的。可是，事
情的发展，往往不会就在适当的地方止步，何况并没有人强调交租交息的必要。因此，减租
减息就逐渐激化成为不交租不还债了。
不交租，使农村中的租佃关系陷于混乱状况。地主们自然觉得他们的土地所有权出了问
题，佃户们也会觉得他们所没有交付的租额，将来究竟怎样处理也不能确定，这对于生产准
备和生产情绪都会有影响，这种状况在个别地区，如长沙附近的霞凝乡，竟发展到“丈田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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