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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标”准备重新分配土地的地步了。这显然超越了武汉政府当时权力所能做到的范围以外。不
还债，更使农村金融陷于窒息的状态，农村中有钱出借的人，带着他们的资金外逃了，剩下
一些小有产者，也因为失去保障不肯再借放款项，这样，在资金极度短绌的湖南农村中，许
多穷苦的农民，就失掉了流通资金以维生产的机会了。
“谷米阻禁”是乡村中缺乏粮食的穷苦人民压抑粮价的一种传统愿望。他们的狭隘心理
是希望本乡的粮食不外流，因而能够买着贱价的食粮，并不懂得照顾到保持商品流通的正常
状态。这种“阻禁”也并不是中共的湖南同志们所赞成的，不过他们最初没有加以阻止这种
“阻禁”的发展，等到“阻禁”的恶果已经表现出来了，才设法纠正，已经不免贻人以口实
了。
“谷米阻禁”办法是为了阻止地主们将粮食外运，是阻止资金外逃的有效手段。当时，
县与县之间，区与区之间，乃至乡与乡之间，多不准粮食出境。至于运出省境以外，则须经
省农民协会的许可。可是湖南这个产米之区，需要输出粮食来交换各种日用必需品，如食盐、
布匹之类，乡村的农民在粮食不能出境的情况之下，也就无力购进其他的东西，这无异自己
切断了经济的动脉。而且城市的商业，军队的粮食供应，乃至军人们的粮食走私都在受到这
种办法的阻碍。其结果不仅军官官吏和商人们对于这个办法深恶痛绝，连乡村中也有不少的
农民抱怨不已。
破除乡村旧习俗，是中共认为必要的事，但也知道这是要经过较长时间的说服和教育，
才能奏效的。湖南各乡农协在执行破除旧习俗的政策时，则不免流于强迫蛮干了。当时毁庙
宇、打菩萨、拆祠堂和推翻族长制度，鼓动妇女反对夫权，逼寡妇改嫁，强迫妇女剪发，禁
止抬轿子等等，都当作是革命的必要表现，雷厉风行的执行着，甚至还发生过为了节省粮食
而禁止喂鸡、节省靡费而禁止演戏等不合理的现象。
以上这些激进的强迫办法，曾引起不少农民的不满，更予反对农民运动的人们以有力的
借口。他们高唱农民协会是不孝祖宗、欺神灭道、主张公妻等等的组织。这与曾国藩以破坏
中国道统来攻击洪秀全的法门，如出一辙。中共方面也未料到农民意识的激进主义，在湖南
竟闹到火势燎原的地步，一时显得手忙脚乱。
湖南农民运动最为激进，其他各省都较缓和⑦。湖北农协组织的发展，虽比江西等省较
为先进、但仍远落于湖南之后。湖北农协会员人数在一九二六年底为二十八万余人。一九二
七年三月为八十万人，五月增至二百五十万人。从这个数字看来，不仅会员在数量上比不上
湖南，而且发展的时间也较迟。湖北国共两党的组织，对于纠正农民的过火行为颇为注重，
各县区乡的农协虽也发生过不少反土豪劣绅的行动，但多交由国民党部所组织的土豪劣绅审
判委员会处理，很少径自加以处罚。其他如减租减息、谷米阻禁，以及破除旧习俗等项，做
得也不如湖南那样激烈。因此，当时农运过激之说，主要是指湖南而言。
土豪劣绅和遭到农运打击的人们纷纷逃到武汉及其他较大城市，诉说他们的遭遇和见闻。
农运行动过激的声浪逐渐高于反蒋的呼声，到了一九二七年三月间，党政的上层人物虽仍侧
重于谈论反蒋问题，但街谈巷议则多流传着农运过火的故事。有的认为农运既然过火，那末
农运就根本要不得。这种议论，中共认为是土豪劣绅在从中作怪，可是不少国民党人物受到
这种传说所影响，或多或少的对农运产生了反感。中共的同志们和一些革命意识较坚定的人，
虽不否认农运做得太过分了，但认为不能因此就根本反对农运。
兼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的唐生智，面对农运的高潮，显得左右为难。他在湖南的僚属告诉
他农协简直成了第二政府，干涉各级政府的行政和司法。在湖南境内，如得不到农协的同意，
就寸步难行。有人诉说他所需要的军粮因农协的阻拦运不出来，所需要的军饷因为县税收受
农运的影响锐减而无法筹措。更多的军官和官吏们，向他诉说他们在乡间的家属曾遭到农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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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和那样的打击，不用说，唐生智对农运的反感与日俱增。但他是反蒋的支柱，为了维持
反蒋阵线，也只好暂时忍耐。他常表示，他相信农运的激进行为可以由国共两党党部设法纠
正。
军官们因为家属受到农运的打击，对农运乃产生反感。北伐军官们多系湖南籍，也有出
自乡村的殷实之家；有的因身为军官，有钱有势，便在乡村买田置地，成为暴发的地主。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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