些军官的亲属，因为家中有人带兵，也就倚势在乡村中作威作福。所谓“国民革命军，士兵
多数是农民，军官多数是地主”这句当时在武汉流行的话，确是切合当时的实情。军官们不
仅从乡间接到许多坏消息，而且他们的亲属也有从乡间逃到军队里来，担任军中的文职工作，
也就使军人的反感更为火上加油了。军官的反农运的呼声，一时陡然高涨起来。
鲍罗庭为了团结反蒋势力，不得不重视军官们的情绪。他强调农运和土地革命应不侵犯
革命军人家属及其土地财产为前提。各有关方面对鲍罗庭这种主张，也纷纷表示赞成。但在
进一步研究下，又是所涉甚广，困难多端。譬如革命军人家属就有狭义的与广义的解释之不
同，狭义的解释，只包括革命军人的直系亲属；至于广义的，则要求将亲属范围扩大到旁系
姻亲。这又引起了从事农运的积极分子的不满，他们认为如果将军人家属算在土豪劣绅以外，
而且又采用广义的解释，则在湖南就根本没有土豪劣绅可以反对了。尤其重要的是有些军人
家属已经被农协侵犯了，要想补救更为棘手。农协的负责人觉得如果一一翻案，农协将要垮
台。
事态在议论纷纭之中，没有一种力量能作有效的扭转或控制。
一九二七年初，我和因公来到武汉的中共湖南区委委员夏曦、郭亮等人商量过这些问题。
我向他们指出湖南农运虽然轰轰烈烈，可是没有武力做后盾，也没有组织农民苏维埃政权的
计划，现在唐生智的部下，因受着农运的威胁，日渐右倾，农运却在左倾，在这种各走极端
的情势下，是会出乱子的。如果要维持农协与军人合作的话，在农运方面就要采取行动，缩
小土豪劣绅的范围，并纠正其中的偏差。他们当时虽赞成我的建议，但回去以后也没有力量
或者没有尽力去促使这些建议的实现。
一九二七年四月间，中共中央迁到武汉以后，对于这个问题也是议论纷纭。大致可分两
说，一是主张深入革命，乘势将农运推到土地革命的阶段去，不应受农运行动过激之说的影
响；二是认为为了农运本身的顺利发展，纠正某些偏激行动有其必要。中共中央终于通过决
议，采取行动，纠正其中的过激行动；指令湖南区委实施。但它并未采取迅速而有效的步骤，
如派遣得力的代表或代表团去湖南督促执行，因而这个决议案收效很微。
中共既没有主动的扭转向左发展的农运趋势，任何人都显得无能为力了。新成立的农政
部在谭平山主持之下，忙着调查农运状况，草拟一些有关条例。国民政府所设置的土地委员
会却在那里讨论没收土地的办法，对于所谓经济的没收—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抑
或是政治的没收—限于没收土豪劣绅的土地—等类的问题议论不休。国共两党的联席会议，
除了谈论一些农运偏激情况以外，也没有人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因而一切纠正农运的设想，
都显得缓不济急，或者只是纸上谈兵。
武汉人民由于对农运的反感，各种传说一直不胫而走，有人说国府主席谭延闿在乡间的
亲属被农协侵害了，有人说唐生智部的师长何键的父亲被农协拘捕了。这些传说，用意是要
证明农协是在“革”这些革命者的“命”。在此情势下，农民激进主义的代言人毛泽东，却在
写他那篇著名的《湖南农运调查报告》，并埋头在那里训练农运干部，筹备全国农民代表大会
⑧。他是一意要将全国农运循着湖南的路子推进，走到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的道路上。
中共湖南区委毕竟受了毛泽东的影响。他们虽曾对我表示过要纠正偏差，而事实上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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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一直是追随农运的左倾方向前进。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二日，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农民部长刘岳
峙曾在报上发表一个农运计划，主张以和平建设来解决农村的纠纷，要求各地农协接受国民
党的领导，倾全力于农产物的增加和农业的改进。刘岳峙是当时的著名左派人物，曾在国民
党内组织了左派小团体名为“左社”，与中共的湖南同志们一向合作无间，因而他能担任农民
部长这个职务。他的这种主张自然含有不满中共农运方针的意味，可是农业增产和农业改良
确也是湖南中共农运政策所忽略的地方，照理应该予以善意的加以采纳，可是中共湖南区委
对刘岳峙这种主张，都斥之为右派的言论，予以严重的打击。并利用他们在国民党湖南省党
部属于多数派的地位，公开开除刘岳峙等人的国民党籍⑨。这件事证明了他们是粗暴的违反
了中共中央与国民党左派合作的政策，他们在领导农民斗争中，忽视了增加生产的重要性。
中共湖南同志们否定了像刘岳峙这样的缓和农村斗争的主张，仍捧着孙中山先生的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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