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继续发展农民斗争，他们和其他地方的中共同志一样，是革命的空想主义者，是群众运
动的爱好者。他们拥护所谓国共合作，支持唐生智在湖南的统治，但似乎绝未想到，农运既
然动摇了唐生智在湖南的统治基础，将会产生一些甚么样的后果，他们既没有取唐生智而代
之的意图，也缺乏万一唐生智或者他们的部下以武力反对农运，又须如何应付的预计。只是
在那里沾沾自喜，以为自己人多势大，认为反对者决不敢轻举妄动。
湖南农协并无武装斗争的准备。它虽拥有以万计的挨户团，以十万计的梭镖队，但武器
落后，组织也不符合军事需要。农民武装本是富于地方性的，当时湖南一般农协的工作者，
只着眼于利用这些单薄的武装来保卫他本乡本土的农协，无论在物质基础上或训练指挥上，
都没有形成战斗部队的打算。中共湖南区委也不重视强化农民武装的工作，没有尽力动员军
事同志去掌握这些农民武装和形成有效的指挥系统。所以后来在中共内部检讨工作时，湖南
农协的工作，常受到以下的批评：“斗争确是激进的，武装准备却是落后的。”
这个拥有全省人口半数以上的农协所掀起的惊天动地的农民运动，竟受到了驻守长沙的
许克祥团长所辖约一千枪杆发动的马日事变的打击，就开始土崩瓦解了。这股农运激流在湖
南象山洪暴发似的奔腾而来，转瞬之间又顿告消沉，其间的因果关系，实非偶然。中共从这
个惨痛经验中，学习了“唯有武力才能对付武力”的教训。所以中共此后锐意建立红军，坚
持游击战争政策，而湖南和其他各省的农运基础，也就转化为后来游击战争的基础了。
①见陈独秀先生作《克林德碑》载《新青年》第五卷第五期，第四四九页至四五八页。
②农民运动决议等全文见《苏联阴谋文证汇编》第二册，中国共产党类第九十六页至一一五页。
③详细数字见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编辑出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二
五八页至二六二页。
④见前书第十八页。
⑤见毛著《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十八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
⑥这是中国共产党湖南区第六次代表大会（一九二六年）宣言声明决定的（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
期的农民运动》，第三二三页）。
⑦湖南周围各省的农运不若湖南的发达，可从邻近几省参加农协的农民数量看出一个轮廓。依据农政部
一九二七年六月调查编制的全国农民协会会员统计，全国会员的总数是九，一五三，〇九三人，而湖南一省
有四，五一七，一四〇人，再加上湖北的二，五〇二，六〇〇人，已占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以上，而广东只有
七十万人，江西只有三十八万二千六百十七人，广西只有八千一百四十四人，其他可见一斑了。
⑧全国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是一九二七年五月在武汉举行的。
⑨关于开除刘岳峙国民党籍一案的经过，李锐作《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湖南农民运动》（见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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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引同书第二八六页—二八七页）一文所记，虽因立场关系，有些歪曲事实，但可供参考。
第五章 中共内部的混乱
武汉时期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参加者，意见纷歧，陷于极度混乱的状态。我一直主张中共
中央迅速迁来武汉，集中到一个主要地点来，也许较易于求得内部意见的一致，借此可以强
化中共的领导。不料后来事实证明绝非如此，从莫斯科以及从上海来的那些共产要人们，竟
是各有一套想法，这就走到“梢公多了会翻船”的境地了。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一些关于鲍罗
庭与威金斯基之间的争执，以及鲍罗庭与加仑意见的不同等等情形，但还不只如此，要人们
集中到武汉后，意见之纷纭更是愈来愈尖锐了。
从实际政治角度去看这些纷歧，大别之可分为两类，即对共产国际所定的中共留在国民
党内这一正统政策，分为拥护与怀疑两种态度。但拥护论者的主张又不完全一致，有的主张
既要维持国共合作的武汉局面和反蒋阵线，就不能谈加深革命，应即纠正工农运动的过火；
有的则认为只有加深革命，进而解决土地问题，才能巩固国共合作，实行反蒋。至于怀疑论
者，其中有的主张不要幻想甚么国共合作，中共应建立苏维埃政权；有的则主张中共不必留
在国民党内，但仍以贯彻国民革命和建立真正民主共和国为主旨，为将来建设苏维埃铺平道
路。
当时少共国际驻中国的代表达林就是支持托洛茨基主张的一个；他在中国指导共产主义
青年团的工作是从一九二二年开始的，他是一个学者型的人物，对于实际政治还有些隔阂。
他执行的虽是斯大林的政策，但在观念上则同情托洛茨基的主张。他于一九二七年三月间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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