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压抑了党内的自我批评。这些话主要是针对陈独秀先生而言的，也联带的指责威金斯基。
威金斯基那时已屡遭挫折，尤以新近上海的惨败，似令他有点负咎良深的丧气心情，只轻轻
答辩说，看不出中共中央存在过严重危险，以往也不知道中共中央内部意见有甚么重要分歧。
我虽在某种程度上支持瞿秋白的意见，认为不仅要讨论中共中央内部的危机，更要广泛
的检讨中国革命的危机。但我当时却劝告他应该着眼于大局的发展，分清先后缓急，目前暂
不宜提出中央改组的问题。会后，我知道鲍罗庭也曾以时局严重为理由劝告瞿秋白，认为现
在讨论内部问题绝非适宜，这件事就这样给搁置了。但瞿秋白召集我们谈话的这一着，在当
时却留下了显著的痕迹。
过了几天，陈独秀先生也到达武汉，他比任何人都面临着更多的困难，他从上海锻羽而
来，对于上海广州北京一带大批同志的遭受惨杀，是十分痛心的。中共内部的种种责难，纷
至沓来，猬集于他的一身；尤其是瞿秋白的这种不愿共同负责的批评，使他更多一层苦闷。
他对同志们的责难，如指他缺乏警觉性，预防无方，领导无能，思想右倾等等都没有心情置
辩，他极力想找寻一个补救方案，但又力不从心，奇迹没有从天而降。他终日在那里苦思焦
虑，勤劳工作，但苦恼之魔总是纠缠着他的。
我鉴于时局的严重，也觉得一切失败的责任不应由陈独秀先生单独负担，曾企图冲淡他
心情的懊丧，暗示他应该振作应变，陈先生对于这次的打击是不愿推卸他所应负的责任的。
他表示中共各地工作受到摧毁，中央不能辞其咎，譬如，上海的“四一二”事变中，中央确
是缺乏警觉，不仅身任书记的他自己是如此，其他中委如瞿秋白等也有同样的疏忽。他指出
当时中央委员中没有人着重提出要严防蒋介石的翻脸，只是重视上海市民会议和市政府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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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成。如果当时中委中有人提醒这一点，也许可以减少一些牺牲。陈先生接着表示，事态发展
到了现在，中共的前途困难多端。他指出共产国际一直要我们留在国民党内，那就只有维持
与左派合作的现行做法，不能谈甚么工农苏维埃之建立。如果我们违反共产国际的意旨，积
极发展土地革命，通行组织工农苏维埃，势必形单势孤，遭受巴黎公社同样的失败。反之，
如果要维持武汉的局面，就应纠正工农运动之过火行动，以免加深左派的反感，而这样做能
否收到反蒋的实效，推进国民革命，也是未可逆料的。陈先生这些话不仅道出了他个人的苦
恼所在，也说明中共当时已面临左右为难的歧途。
在陈独秀等中委陆续到达武汉以后，中共中央的会议才正常的举行，中共第五次代表大
会的筹备工作，正在积极进行中。参加中共中央会议的人员，是陈独秀、瞿秋白、谭平山、
蔡和森、李立三、周恩来和我共七人；任弼时则以少共中央书记的身份经常参加会议。我这
时已解除湖北区委书记职务（由张太雷接任），专参预中央的决策工作，彭述之因受到多数人
的批评，不再参加中央的会议，只专任宣传部的一部分工作（宣传部长已由蔡和森担任）。此
外，鲁易、鲍罗庭、威金斯基三人也经常参加中共会议，这个中央会议的组织，后来经过中
共第五次代表大会的通过，正式定名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人选仍旧。
新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阵容，固属一时之选，但工作效能却是不如人意的，它变成
了一个谈话会，不能名副其实肩起决策的任务，担任主席的陈独秀先生，显得更“民主化”
了，对于预拟决议案的事，固不愿做，就是议事程序，也常不愿事先确定，会议开始时，往
往是由鲁易大发一番议论，接着便是鲍罗庭起而反驳；于是陈独秀、瞿秋白、威金斯基等也
就卷入了这个争辩的漩涡，相互辩难，喋喋不休。而众多的具体问题，反是在为理论争辩了
几个钟头之后，出席的人们也已听得倦态毕露之时，才草草的作出决定。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开始举行的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并未改善中共内部的混
乱状况。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约八十人，代表党员五万七千九百六十七人，这是一次盛况空
前的大会，国民党要人汪精卫、谭延闿、徐谦等都曾出席大会致祝词，显得国共两党的合作
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但这些热闹的场面，也不能掩盖我们内心的痛苦。就在大会开幕以前，我们损失了上海
广州北京三个重要的区委组织。那些地区的首脑部多被摧毁，大批同志被屠杀。剩下的组织
不是失去联络，就是在极端困难状况之下为自己的生存而挣扎。几乎所有出席的代表都为此
心情十分沉痛。对时局不抱乐观又无法打开困局，无形中湮没了进取的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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