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之中不少的人觉得要彻底检讨过去，才能开展未来的生机；但一触及具体问题，又
觉难于下手。陈独秀先生的地位是动摇了，但谁能在这个紧急关头继承其事，又大成问题，
尤其是想到继任人选所能够组织新中央的阵容以及他们将能够做出一些甚么事情，则更难逆
料。而且大敌当前，我们自身检讨又可能降低自信，反而增加困难。再说检讨过去，也会涉
及到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的指导是否正确的问题。当时共产国际领导的威信是在低降之中，
我自己和其他一些同志就觉得共产国际所坚持的中共留在国民党内这一基本政策是错误的、
一切不应单独诿过于陈独秀先生。更多的人则不满意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代表，譬如当时的
瞿秋白就觉得鲁易的空谈误事，其为害是有过于陈独秀先生的。不多过问中共内部事务的鲍
罗庭，则以不应动摇现有领导为理由，主张少检讨一些过去，多策划一些未来，瞿秋白原拟
对陈独秀先生发动检讨攻势，在鲍罗庭这种意见影响之下，也暂时止步了。
大会于是花了许多时间听取各代表那些冗长的报告，枝枝节节的提出一些这样或那样的
检讨租主张。真正紧急的问题仍在经常假座鲍公馆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里争论不休，大会
似反成了无关重要的装饰品。人们多觉得这样一些带机密性的紧急问题是不宜在人多口杂的
大会中讨论的，也有人觉得在这紧急关头，一切应该当机立断，才能应付非常，这时举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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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会从容讨论，在时机上根本就不适宜。所以向重现实的鲍罗庭就从不参加大会，也不予以重
视。因此，在大会中，既没有对过去作彻底的检讨，也没有对未来提出坚定不移的主张。
大会通过了政治问题决议，接受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指示和土地问
题等决议，并发表宣言。这些是鲁易、威金斯基、沃林（当时在武汉的一位苏俄籍的土地问
题专家）、陈独秀、瞿秋白等人花了许多时间的作品。在政治问题上，大会强调无产阶级应领
导武汉这个代表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的左派政权，对抗资产阶级的代表人蒋介石的叛变。但
中共事实上所做的是随着那些国民党左派政客（所谓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的动摇态度而摇
摆不定。在土地问题上，大会决议，没收大地主土地，平均分配给贫苦农民。但中共事实上
所做的，却是纠正工农运动过火。这些与大会不符的做法，却出自鲍罗庭的意旨，而他那时
是最能影响中共中央行动的一个人。
制造革命气氛，似乎一直是共党的拿手好戏。当年五月二十日，在汉口举行的泛太平洋
劳动会①和六月十九日在同地举行的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②，一时确也振奋了人们的革命精
神。外国的贵宾们也有不少光临武汉的，如赤色职工国际主席罗卓夫斯基以及英美法日俄朝
鲜爪哇等工会的代表，他们受到武汉工会等团体的盛大欢迎，“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空
气，在各处弥漫着。
但作为联系这些活动的中心机构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却日益陷于瘫痪的状态之中。鲁易
所主张的加深革命，巩固武汉路线和土地革命，与鲍罗庭所主张的广泛联合，向西北发展路
线和纠正工农运动过火的主张，互相对立。鲁易的空谈是为我们所厌恶的，但他的主张有第
五次大会的决议为护符，是不易否定的。鲍罗庭在理论上虽难于自圆其说，但他抓住了现实，
往往能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易于为人信服。陈独秀、瞿秋白在这一点上倒互相接近起来，
他们往往以鲁易不懂中国实情为理由，采纳鲍罗庭的具体建议。我和其他多数委员则多少避
开这种争论，只就其所主管的业务，寻找个别的解决方案，惟有代表少共中央的任弼时，则
认为中共所做的与第五次大会决议的原则不相符合，是要不得的。这样，理论与实际大相径
庭，决议与行动又不符合，我们当时都说“中共中央是在十字街头徘徊着”的，这句话确能
刻划出当时的实况。
中共中央就在议论纷纭之中，忽视了采取各种具体步骤，以增强自身的战斗力量，等到
逆流的浪花从武汉内部汹涌而来的时候，中共就逐渐无法作有效的应付了。
①泛太平洋劳动大会之召集，系由澳洲新南威尔士工人代表大会开会时（一九二六年二月）所决定，日
期原定为一九二六年七月一日，地点即在澳洲雪梨。造至七月一日，只有澳洲、新西兰、苏联、赤色职工国
际等少数工会之代表到会。乃改为预备会议，并决定将会期及会议地点，改为一九二七年五月一日在广州举
行。继又因故改于同年五月二十日在汉口举行，各国代表出席者，除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外，有日本六人，朝
鲜一人，法国一人，苏联五人，中国十五人，美国二人，英国一人，爪哇一人。共开会七日，五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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