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这种行动不是极端糊涂，便是有意的叛行。我们觉得如果我们对外为这个电令作辩护，那
将是猝不及防的决裂；这决不是共产国际所希望发生的事。
自此事件后，鲁易和威金斯基等人立即在武汉消失了。大概是莫斯科急电他们迅速离开
武汉，一切交由鲍罗庭应付。可是鲍罗庭也显得垂头丧气，声言要到庐山去休养；并告诉我
们莫斯科将另派代表来指导中共工作。
中共中央受到这个打击，实在穷于应付；悲观失望的情绪随着增长起来，莫斯科对于我
们暂缓执行六月一日电令的要求，并未置答；对于鲁易的异动如何向外解释，也无任何指示；
似乎明白了它所寄望于武汉左派者，无论在理论上或在实践上，都成为笑料；它的代表鲁易
更幼稚得可怜的授人以柄，以致一切都难于措词了。中共中央既摸不清共产国际作何决定，
又不好贸然对外作何主张，显然处于动辄得咎的窘境。当时瞿秋白以健康为理由，也表示要
到庐山去休养。陈独秀先生认为莫斯科把事情弄糟，又无法善后；露出了消极的意向。其他
委员也有“屋漏偏逢连夜雨”之感。
至此，国共的分裂似乎只是时间问题了。马日事变和唐生智等人的态度使汪精卫等倾向
于分共，鲁易的怪行又供给了分共一个很好的借口。那时汪精卫虽尚未喊出分共的口号，但
文章的路数已是显明了；事实上也在逐步布置。他抓着真凭实据，振振有词；他似乎不是蒋
介石的尾巴，也不是唐生智的应声虫，而是为了挽救国民党而奋斗。
冯玉祥表明他联蒋反共的态度，使武汉政府的地位，更形不利；也逼使武汉的要人们步
蒋介石的后尘，实行分共。汪所标榜的和平分共和蒋的清共，在作法上与解释上虽有不同，
但其为反共则一。国共关系的破裂，在国民党看来，是对中共篡窃国民党的一种制裁；在中
共看来，是国民党人违反孙中山先生的遗训，背叛国民革命的行为。无论双方的看法如何，
一九二四年国民党改组后的第一次国共合作，至此是已成尾声了。
国共关系的全面破裂，紧随着军事形势的演变而发生。这个时候，南京武汉和由陕西出
动的冯玉祥军三方面对奉联合作战，节节胜利。五月十六日，张发奎部铁军首先在河南上蔡
击溃奉军的左翼，奉军向黄河以北败退。五月二十七日，冯玉祥部占领洛阳。六月一日，唐
生智部占领郑州，张发奎部占领开封。六月二日，蒋介石部占领徐州。
在对奉作战中，武汉的军队唐生智张发奎部出力最多，尤以张发奎的第四军，冲锋陷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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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以极大的牺牲，开创出对奉战争胜利的形势。张部中共党员较多，在这次战役中牺牲甚大。
受张发奎指挥的贺龙部因有中共党员周逸群等从事政治工作的协助，也在这次战役中卖了相
当的气力。可是，战争果实的收获者，竟出乎鲍罗庭和加仑的预料，不是武汉，而是反武汉
的蒋介石。
河南战役的作用主要是将冯玉祥军从潼关接应出来，而冯玉祥这注珐码此后竟然加在蒋
介石那方面，使宁汉这架天秤更失去了平衡。曾在北京煊赫一时的冯玉祥，原视奉张为寇仇；
主张革命内部合作，继续北伐，消灭张作霖。等到他已出潼关，握有河南等省地盘；他就觉
得赤化之嫌，会不利于他的政治前途；军事实力，才是可靠的凭借。因此，他在政治上的选
择乃偏向于蒋介石，这是意料中事。
在冯玉祥看来武汉已是一个朝不保夕的穷亲戚。六月一日，四川军阀中实力最雄厚的刘
湘，宣布就任蒋介石所任命的第五路总指挥之职，以杨森为前敌总指挥，声言出师讨伐武汉；
并获得贵州军阀周西成等的支持。而武汉方面自夏斗寅叛变后，长江上游的防务已是非常空
虚，现在又受着刘湘的军事威胁。六月六日，江西的朱培德因蒋介石的压力和汪精卫态度转
向的影响，实行遣送中共党员出境。在中共影响下的南昌国民党市党部、总工会、农民协会、
学生会等团体均遭军队检查；中共党员主办的南昌《民国日报》亦被封闭。武汉政府和中共
遭受这些纷至沓来的打击，更使善观风向的冯玉祥觉得，没有为人分担痛苦的必要。
反之，蒋介石的势力却如日方中。譬如盘据山西多年的阎锡山一向在北方处于举足轻重
的地位，在北伐军光复武汉以后，他的代表即奔走于宁汉一带，接洽投靠革命的事。六月六
日，阎锡山接受南京政府的任命，就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职，通电服从三民主义，这自然
大大增加了蒋的声势。而且阎锡山在冯玉祥看来，是一个最具实力的邻舍，如果他与他的邻
舍唱起反调，可能会有严重的后果。
冯玉祥在未出潼关以前，并未表明他的态度，他在武汉和南京都派有代表，一视同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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