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行联系。他在武汉的代表是熊斌，在南京的代表是李鸣钟。当时熊斌在武汉就向人表示过：
“我们同南京要甚么有甚么，可是向武汉要甚么就没有甚么。”他的用意主要是指蒋能供给冯
所需要的金钱，而武汉则无力供应。
冯玉祥在出潼关以后，口里喊的间或仍有“共产国际万岁！”的口号，但实际上则已倾向
于反共了。他曾到过莫斯科求援；也在困难中直接得到了苏俄的实际帮助；这自然是为了实
现他个人抱负之故。但时移势易，他又觉得苏俄的帮助，不仅已非必要，且将因此对外受到
打击，对内自讨苦吃。抛弃革命理想，改弦更张，是现实主义者必然的归趋。在这一点上，
蒋介石是先进，他和汪精卫不过步其后尘罢了。
河南战役胜利之后，武汉政府要人们与冯玉祥约定于六月十日在郑州举行会议。会议结
果又促进了武汉的分共。汪精卫的反共理论与冯玉祥的反共需要，就在这次会议上汇成一股
洪流，冲垮了国共合作。再由冯玉祥与蒋介石接触，形成了宁汉合流的趋势。那时，中共中
央鉴于形势险恶，对郑州会议已不感乐观。汪精卫等人的趋向已经显明了；冯玉祥的动向如
何则还没有表明。因而我自己仍想作一次最后的努力，试图挽救。我向中共中央政治局要求，
准我到郑州去、我说明：“我的任务是到河南去布置一下，使中共的河南组织能在地下生存，
并设法查明郑州会议的情形；如有可能，希望能影响郑州会议，不致过分损及我们。”政治局
认为我的任务是艰巨的，但不妨一试。
六月八日，我搭上了京汉铁路总工会为我特备的专车。京汉路当时受着战火的破坏，沿
途阻碍甚多。但我因与京汉路工人们是“二七”罢工的老战友，得着他们的特别协助，以较
快的速度，于九日下午到达了郑州。铁路工人们预先借妥陇海路的办公大楼，作我的临时行
馆，并为我布置警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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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我的专车和冯玉祥的重要将领所乘由洛阳来的列车，同时到达郑州车站。在只有一张长
台子的郑州车站的大厅中，张之江、鹿钟麟、孙良诚、韩复渠等十余将领都围着坐在这张台
子上，从武汉来的却只有我一个人。冯部将领中有人说到：“咱们总司令真有办法，你瞧，我
们在西北受够了苦，现在又到了郑州，看来，准可打到北京过年！”也有人特别向我提到冯总
司令是国民党的忠实信徒，遵行孙先生的联俄容共政策和服从武汉政府。看来，他们似还不
知道冯玉祥葫芦里卖的是甚么药。
我在行馆里，忙着设法找寻中共郑州组织负责人，了解当地的情况。很快我就见到中共
河南区委中新由洛阳来的同志。他转来刘伯坚同志（那时任冯的政治部主任）的口信；大致
是说，冯玉祥对武汉的态度不好，倾向于南京的蒋介石；并说到冯玉祥禁止他的部属（包括
刘伯坚等人）对外作任何单独活动。因此，刘伯坚等不便与中共河南组织经常接触，托他将
这些情形转告汉口中共中央。
刘伯坚的情报证明情势已十分不妙了。我估计如果我径去访问向未谋面的冯玉样，不会
有甚么好结果。如果我去找刘伯坚邓小平（任冯的政治部副主任），对他们又有不便。我乃设
法托人转告加仑邓演达等人，要他们和我联系。
十日上午，我访问汪精卫，适逢来郑州参加会议的谭延闿孙科等人在座。谭孙看见我进
来，就托故走开了，这也表示出当时国共人士之间的关系，已经有点不自然。汪精卫仍是客
客气气的接待我；他告诉我冯玉祥尚在从洛阳来郑州的途中，他们准备到车站去接他。
我径向汪说明我的来意，指出郑州会议关系党国安危和他个人的政治前途。我主张极力
争取冯玉祥对武汉的支持，否则前途将不堪设想。至于武汉内部问题如国共关系工农运动等，
都是可以获得适当解决的，似不必多所顾虑。如果冯有甚么要求，我们应当适当的满足他。
希望汪能作有力的发言，使冯玉祥明白支持武汉政府的正统；其方式，可由郑州会议发表文
告，或者由汪召集国民党四中全会，请冯到武汉参加；表示他支持武汉政府的诚意。
汪对我的提议表面上热烈赞成，尤其是关于争取冯玉祥的支持一点。我向他重新保证中
共支持武汉政府，他似也颇感兴趣。不过他的措词有些地方模棱两可；他不敢相信冯会支持
武汉，曾说到不少俄顾问长期在冯左右，应该可以影响冯的态度；假若俄顾问不能影响冯，
那就表示冯已另有打算，他再多说些话，恐怕也是徒然。但他明白答应我，他还是愿意试试，
并允将我的意见与谭孙等人商谈。
郑州会议的参加者，除冯玉祥外，由武汉来的有汪精卫、谭延闿、徐谦、孙科、顾孟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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