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前方将领有唐生智、张发奎、邓演达和俄顾问加仑将军等。会议一开始，情形就不可乐
观。武汉的要人们，包括汪精卫在内，都在向冯诉苦，无非是诉说一些武汉财政困难，中共
和工农“捣乱”等类故事；无形中就把冯推到了仲裁人的地位，似乎武汉这群苦孩子在请求
这位冯大帅解救他们的苦难。这那里是在争取冯来支持武汉政府的表现呢。
当时在河南前线各处奔走的邓演达，是国民党内一位杰出的左派人物，他不满汪的最近
言论，认为汪指共产国际六月一日的电令是意在消灭国民党，未免小题大做了。他极力想维
持武汉现存的局面；曾向汪进言，要求维护孙总理的三大政策；但未为汪所重视。他目击郑
州会议的情势，更感失望、十一日，他的一位亲信秘书告诉我，邓说到汪精卫在会议上为了
迎合冯玉祥的意旨，大发其反共的议论，只希望冯能尊重武汉和他个人的地位；可是，冯除
欣赏那些反共议论而外，对武汉则意存轻视。至此，分共是必然的了。邓就要回武汉去料理
后事。
我与汪精卫最后一次的政治谈判是失败了，我对郑州会议已无任何期望。我除了为中共
河南区委工作略作紧急安排以外，在郑州已无事可做了，因而我没有等到郑州会议闭幕，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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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一日晚，便匆匆赶回武汉。我在归途中，回味着我与孙中山先生的接触和这几年国共合作所
遭遇的悲喜经历；我更惋惜革命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已为号称孙先生的忠实信徒的人们所
唾弃。
我回到武汉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席上根据我在郑州所知道的情况，指出现在是退
出国民党的时候了。所应考虑的是和平式的退出，抑或是决裂式的退出。我觉得对于左派的
上层分子，我们再不能存有幻想；对于众多的左派中下层分子，仍应设法联络，以赢得他们
的支持。鲍罗庭和其他委员们，对于我的这种主张，虽未表示反对，但认为应侯郑州会议结
果完全判明和征得莫斯科同意以后，再作决定。
汪精卫等一行约于六月十三日返回武汉。他们散布乐观的空气，说郑州会议的结果很好，
冯玉样支持武汉政府等等。所公布出来的是唐生智张发奎部回师武汉，河南由冯玉祥部接防，
河南陕西甘肃等省省政府组织和人选，经武汉政府明令发表，统由冯玉祥以豫陕甘北方政治
分会主席名义节制。至于这次会议的详细内情，则秘而不宣，我们也无法洞悉全貌。但事实
上汪精卫等的分共工作在暗中积极进行。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解除鲍罗庭顾问职务的消
息传出来了⑤。自该年三月间蒋氏明白表示要驱逐鲍罗庭以后，鲍罗庭将被解雇或者他将辞
职等等传说，至此见诸事实。鲍罗庭对这件事倒也处之泰然，他对外以营救其尚被扣押在北
京的夫人为理由，声明不能立即离开中国；实则他是以莫斯科代理人的地位，在作一些最后
的安排并等候另一位莫斯科代理人的到来。
我们知道了冯玉祥与蒋介石将于六月十九日在徐州举行会议，就觉得这也许是郑州会议
所秘密谅解的项目之一；很可能汪精卫等是经由冯玉祥这个仲裁人与蒋谋妥协，至少汪精卫
等事先是知道这件事的。可是汪精卫等却讳莫如深，甚至说到冯玉祥竟与蒋介石会议，是想
不到的事。
不到几天，徐州会议的实情传到了武汉，冯玉祥给武汉政府的电报，也隐约为外间所知
悉；后来证实冯在二十一日有一个电报致武汉政府的要人们⑥，其内容大致是：综合郑州会
议时之意见，极不满意于武汉共产派之行动，经决定令已解职之鲍罗庭归国，在武汉之国民
政府委员除愿出洋休息者外，余均可合而为一，此情已告之南京方面诸人，一致赞同，请汪
谭诸人速决大计。并请唐生智将所部调郑州，协力北伐等语。这是蒋氏的胜利，武汉的投降，
也是冯的反共态度的明显表示。
莫斯科获悉了郑州会议的经过以后，曾电令鲍罗庭采取适当的退让步骤，来挽救武汉的
分共危机。六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曾发表一个包括十一点的政治声明⑦。其中要点是：承认
国民党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地位；中共党员参加各级政府工作者，都是本着国民党员的身份；
为了减轻政局的困难，中共党员可以随时退出政府；工农组织应受国民党的领导和管理；工
农要求不得超出国民党的决定和法令范围之外，但国民党仍应保护工农组织及其利益；根据
国民党的原则，民众得有武装，但工农武装应由政府训练和管理；武汉纠察队可以减少或编
入军队；工人纠察队不可干涉司法和行政，对任何人都不得擅自逮捕审判与处罚游街等等。
这个声明就是由鲍罗庭根据莫斯科的电令所草拟，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这是莫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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