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纠正六月一日电令的表示，似也是退让政策的最后限度。中共中央要求党员切实执行这个
声明，并劝告工农群众遵守革命纪律。但这些努力并不能扭转国共破裂的命运。
汪精卫忙着召集军政要人们会议商讨分共的具体步骤。孙科等人发表言论，径行攻击工
农运动侵犯工商界的利益，是反革命的行为，似乎工农群众任何一个改良要求都是不应当的。
武汉政府对于湖南工农被摧残的事，除交由唐生智全权处理外，采不闻不问的态度，并严禁
工农的不法行为。唐生智部由河南回师武汉以后，军队将径行制裁中共和武汉工农团体的声
浪，也愈唱愈高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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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六月二十八日，汉口汉阳酝酿着另一个马日事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上，鲍罗
庭首先指出，现在局势万分严重，武汉工人纠察队是自动缴械抑或准备抵抗，必须择一而行。
而他的意向倾向于自动缴械。蔡和森发言，反对工人自动缴械；认为这不是共产主义者所应
做的。周恩来则认为武汉工人纠察队的一千多条破旧枪支值不得过分重视，主张自动缴械。
其他委员也觉得除自动缴械外，别无良策，因而成为定案。
周恩来旋即指导工人纠察队总队长陈赓将队里的武器缴交汉口卫戍司令李品仙；于是李
品仙的部队便和平占领了汉口各重要工会的会所。这件事后来中共中央被共产国际斥为“可
耻的机会主义”。其实这是莫斯科代理人鲍罗庭的提议，而他又是根据莫斯科要他尽量应付这
个指示原则而行事的；中共中央的多数委员当时对此举的不满，虽不若蔡和森那样愤慨，但
为势所逼，内心的沉痛则很显然。
七月初，鲍罗庭又转告中共中央，谓共产国际要苏兆征谭平山二人以示威的姿态，退出
国民政府。这似是莫斯科觉得，在武汉政府摧残工农运动日甚一日的情况下，中共党员再留
在这样的政府里，和摧残者负联带的责任，未免太不成话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立即接受了这
个指示；我们大多觉得这样做，才是差强人意的表现。
至于这两个人退出政府所应采取的方式，中共中央并未详加讨论；以为退出行为的本身
即足以对国民党表示抗议。不料谭苏二人的辞呈在措词上竟发生了参差。谭是称病辞职的，
在辞呈并提到“未能纳农运于正轨”的话；而苏兆征则坦率表示是未能为工人谋福利，因而
不愿再干。我们当时即觉得谭的措词未免过于软弱；后来共产国际也指摘谭没有完全遵照指
示去做，是机会主义的表现。
七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⑧，指斥武汉当局。这是中共的退让政策走到了穷途，
转而奋起反抗的信号。这个宣言指出：“最近数月来的政局，使中国一切革命人士大为失望
了！……国民党中央暨国民政府只是服从那些由土劣出身的反动军官……反对中国人民最大
多数利益与孙中山的根本主义和政策。”因而郑重声明中共“永远为工农兵学小资产阶级的广
大民众利益而奋斗，对于国民党中央现在这种政策绝对不负责任。”
中共发表这个宣言的另一原因，也是由于共产国际曾责备过谭平山的辞呈未能表达中共
的真正意向；所以发表这一宣言，以资补救。其实，这个宣言所起的实际作用，只是提早了
国共全面破裂的到来。
七月十五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决定，召集中央全会，讨论分共，同时通过制裁中共党员
违反国民党主义之言论和行动。七月十六日，国民党中央发表声明⑨。指六月一日共产国际
的电令“不含对本党生命，予以根本之危害。”并谓中共党员退出国民政府和中共在七月十三
日发表的宣言是破坏国民党的“容共政策”。十八日宋庆龄宣言，反对武汉排斥中共的举动，
认为违反孙总理的主义与政策，声明不负联带责任；宋的这种表示，对于以后中国政局的发
展，也许不无作用，但当时却未发生缓和分共的效果。
接着，国共分裂之幕，便由汪精卫揭开了。二十三日，武汉国民党发表政治委员会之决
议案：（一）凡列名本党之共产党员，在本党各级党部各级政府及国民革命军有职务者，应自
即日起声明脱离共产党，否则一律停止职务；（二）在国民革命时期以内，共产党员不得有妨
碍国民革命之活动，并不得以本党名义作共产党之工作；（三）本党党员未经本党中央许可，
不得加入他党，违反者以叛党论。二十四日，汪精卫复电冯玉祥，大意是“中共与鲍罗庭已
加处置，愿意迁都南京实行宁汉合一。”
这一连串的事实，是以郑州会议为发展的关键，国共关系趋于全面破裂的主要经过，也
是汪精卫投靠蒋介石，武汉左派政权丧失其存在的原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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