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的中共党员都已陆续退出，中共的组织也已转到地下去了。这个“赤都”的街头，仍有一
些中共秘密散发的传单和工农群众一些抗议性的零星行动，在那里点缀着革命的余波。
曾是武汉时期主角之一的鲍罗庭，迟我一日在武汉要人们有礼貌的欢送声中，从大智门
车站搭上了京汉车，向西北驰去。他这次从庐山经武汉西行，并未与中共要人谋面，似也未
再与闻武汉政府和中共的事。其心情恐怕是够凄凉的。他这个锋芒毕露的策略家，在中国革
命中确曾煊赫一时，但他口袋里的“草”究竟有限，莫斯科的“紧箍咒”不容他自由施展，
中国人又把他看作是一个身份不明的“洋鬼子”，这一切就使他有些形格势禁，终于不能不锻
羽而去。
此外，国民党左派中几位佼佼者，如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等也都悄悄的离开了这个
褪了色的城市。其中尤以邓演达，为了安全起见，化装汽车司机，随着铁罗里，偷过冯玉祥
的辖区，是最富有戏剧性的一幕。他们事先并未预闻南昌暴动，他们的名字都被列入南昌暴
动中的革命委员会，事先未征得他们的同意。不过他们在政治上很显然已是南京和武汉的反
对派。
国共合作至此宣告结束，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的大浪，就在分裂声中退潮了。当这艘江
轮载着我离开汉口的时候，我站在船头，回首这个城市的灯火，不竟感慨万端，我在默念着：
“黄鹤一去不复返，此处空留黄鹤楼！”这诗句。
①宁汉双方在这一点上早有通电表示，五月十四日李宗仁并曾由芜湖亲赴江西湖口，与朱培德会晤，商
决互不侵犯，一致北伐。
②直荀《马日事变回忆》有较详细记载。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三八一至三八四
页。
③许克祥等五团长于五月二十七在长沙推选所谓真正国民党仇亦山等从新组织省市党部，通令改组。
④这个文件大部分原文见《斯大林论中国革命问题》，什之译，第一七二页，上海时代出版社，一九四
九年。
⑤鲍罗庭被解职的时间，多数书刊记载是六月五日，但东方杂志第廿四卷十六号记载，南京方面到六月
十七日才传出“武汉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免鲍罗庭及各俄顾问职”的消息，我也记不清楚正确日期。
⑥冯玉祥《我的生活》中说，这个调停纷争的电报是吴稚晖自告奋勇替他拟的稿子，经他修改后发出。
⑦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曾引用这个声明的一部分。告党员书见胡华主编之《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
史参考资料》第一九一、二二三页，不过八七告党员书说这个声明是在六月三十日中央扩大会议所通过的，
这又与我所记忆的日子—六月二十日—有出入。
⑧⑨宣言全文见雷啸岑著《卅年动乱中国》。
⑩陈先生辞职书的理由是：“国际一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
出路，我实在不能工作。”
⑾陈独秀先生在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日发表的“告全党同志书”中也曾提到这次会议的情形。
⑿见前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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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⒀“南伐”似从未有过具体计划。因为事属秘密策划，其大要是第四军回师广东，首先进到广东北江东
江一带地区，再驱逐驻在广州的李济琛，形成另一左派中心，与南京武汉相对抗。
第十三篇 从机会主义到盲动主义
第一章 南昌暴动
从上文的叙述，读者已经明白国共合作终于完全破产了，中共也濒于支离破碎了；但问
题的中心，是此后中共何去何从，值得大书特书的是中共经由南昌暴动，竟转入到苏维埃运
动时期。更不幸的是整个苏维埃运动的思想和实际都不适合于中国革命的需要，中共也从此
堕入了左倾的歧途。
总结国共合作时期的历史教训，许我这样说，国民革命确是中国革命的迫切需要，也是
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国共合作也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国民党整体是代表了中国人民的自强
独立的普遍情绪和要求，中共确是这种革命势力中的左翼，它偏于体现工农利益。可是国共
合作的实际政策是错了，中共废弃其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定，不安于少数派的地位，一心想
投机取巧，混进国民党内去，企图混水摸鱼。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共加入国民党的政策，根
本就是机会主义。
国共虽然分裂了，但国民革命的任务并没有完结。一九二七年夏季，武汉政府快告结束
的时候，国民革命还只是在初步发展时期。当时，北伐尚未完成，军阀和反动势力还以各种
形式到处猖撅，中国统一的任务，还差得很远，不平等条约并未废除，列强在中国不仅保有
上海等地的租界，破坏中国领土主权，控制着中国的经济命脉，而且它们还可以运用其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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