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境内的军队和炮舰，干涉中国内政，反对中国革命；愈到中国北部，日本的侵略势力，
更是不肯轻易退让。蒋介石汪精卫等虽然是相继清共分共，但还在与奉系军阀作战，并未有
与日本等列强势力勾结起来。中共最主要的错误，就是没有看清楚这一点，即是国共闹翻了，
大批共产党人受到了杀害，但国民革命还未成功。如果中共当时仍能向国人号召国民革命，
一致继续努力，反对主要敌人帝国主义和军阀，也反对那些清共分共的反动行为。循此前进，
大可以开辟中国历史的新途径。
可是共产国际的死公式，危害了中共，也损伤了中国革命。这种死公式就是：国共合作
完蛋了，继之而来的便应当走苏维埃之路；民族解放运动解体了，继之而来的应当是进行土
地革命；蒋介石反动了，似乎也就是资产阶级革命完结了，继之而来的只有由无产阶级领导。
由这些思想出发，于是自欺欺人的飘飘然起来，运用所谓辩证法，强调土地革命与苏维埃，
强调反对蒋介石政权，认为这就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最主要工作。谁知这个革命目标的转移（由
对外转到对内），竟帮助了日本的侵略势力，也几乎完全断送了中共。直到不可收拾之时才放
弃苏维埃，要求蒋介石容许它“一致抗日”。所谓国共第二次合作抗日，也就是苏维埃运动破
产的明证，这些事我在下文要详细说到。
现在让我从南昌暴动说起。“八一”南昌暴动，是中共对国民党分共的武力反抗；名义上
虽仍以传统的国共合作相号召，实际则纯由中共前敌委员会领导。这一暴动，由中共政策转
变的角度来说，可以说是一个过渡阶段，因为暴动失败之后，中共也就走上了苏维埃运动的
新时期。中共暴动政策，也是由这一次开始，而且一开始就充满了冒险色彩。由此发展下去
的秋收暴动，广州暴动等等，更走到了可怕的盲动路线上去。这在中共的记载中，是由右倾
机会主义这个极端，走到了左倾盲动主义的另一极端。但我要修正一下这句话，中共加入国
民党这一实际政策，根本是右倾机会主义，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不承认这一点，只枝枝节节
的批评过这一政策实行方面的一些错误罢了；苏维埃整个政策，根本就是盲动主义，共产国
际和中共中央也不承认这一点，同样只是枝枝节节的批评过某一些明显的盲动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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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上面这些批判之词，并非自诩我有先见之明，而是在痛苦的经历中体验出来的，而且相
信这是公平而合理的。当我于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六晚踏上长江下行船，由汉口往九江时，
我的心情很不愉快。我痛恨大批共产党人的被杀害，觉得非奋起反抗不可，但又认为南昌暴
动并无成功的希望，不免有进退两难之感。我本来不满共产国际的领导，但又无法脱离共产
国际。我深刻体会中共混在国民党内的政策是大错特错，但现在改弦更张，对未来的局势发
展如何，实在有点茫然。共产国际，对南昌暴动采取置身事外和阻止的态度，罗明那滋的左
倾蛮干，瞿秋白的取巧作风，无一不增加我心情的不安。总括的说，愤慨、反抗和苦闷、思
想模糊不清，以及对暴动失败后可能引致的严重后果的顾虑，各种复杂心情交织在一块。在
无可奈何之中，只有加仑将军的那种苦心孤诣的建议，给我一些解脱。我总在设想，中共的
军事势力与张发奎所率领的第四方面军，全部共同回师广东，是比较可行的，应当争取其实
现。
二十七日早晨我到达九江，当时九江码头很为拥挤，大批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物都
由武汉来到这里，大部分候车转赴南昌，也有些正设法潜往长江下流上海等地。他们大都在
那儿对时局发展交换意见，中共的要人们也乘机拉拢国民党左派人物，企图为南昌暴动增加
声势。这里也是一个军事转运站，第四军正由武汉经九江转赴南昌。我很快在九江找着了贺
昌（少共中央委员）、高语罕（武汉军校的政治教官）、恽代英（中共前敌委员会委员）、廖乾
五（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和关向应（少共中央委员）等同志举行会议。简略告诉他们二十六
日中央常委会议的经过和决定，他们都表示南昌暴动势在必行，已无讨论的余地，尤其是恽
代英表现得最为激昂。
当我追问恽代英为甚么不能重新讨论时，他表示没有必要等候我的来到再行讨论，因为
事情已经决定了；并进而怒斥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他曾说到：“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害死了
中国革命，葬送了成千上万的同志；它们的领导完全破产了。现在南昌暴动一切准备好了，
忽然又来了甚么国际指示，阻止我们的行动，我是誓死反对的。”他强调不理会共产国际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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