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中央，按照已经决定了的计划往前直干。他也曾威胁过我说，如果我再动摇人心，就要打
倒我。
恽代英这种愤怒的发言，曾使我为之变色。他平时是一个正直而有礼貌的人，对我一直
很友善，对人没有私怨，没有与人竞争的野心，在共产党人中素有“甘地”之称。我听了他
这些话，当时百感交集。他坚持暴动，显然积压已久的愤慨到此时才坦白发泄出来。我也佩
服他这种坚毅精神，自愧没有能够用他的蛮劲去对付罗明那滋。我也感觉到，中共中央和我
自己的领导威信，已经丧失了。我当时在难过的心情中，不愿作任何解释，只说这件事等到
达南昌后再行讨论。
我为了等候火车，在九江停留了两天，直到二十九日才和恽代英结伴前往南昌。当时落
后的南得铁路显得破烂不堪，而且军运繁忙。少得可怜的车辆都被军队占用去了，没有客货
车经常开行；又没有其他交通工具可资利用，只有耐着性子，等候火车。在这两天内，我和
恽代英紧张的工作，例如遣散一些同志秘密前往上海等地，策划反对汪精卫分共的宣传和行
动，布置当地的地下工作等等。这一切，都是按照南昌暴动将如期举行为前提而处理的。
三十日早晨，我到达南昌后，立即与周恩来、李立三、彭湃、恽代英、谭平山、叶挺、
周逸群等举行会议。会议一开始，我详细的报告了二十六日中央的会议情形，并要求了解南
昌的情况。我说话的要点，大致是共产国际和它在汉口的代理人对南昌暴动的看法，都着重
能否成功这一点上；我们不能期待有苏俄军事顾问的帮助和共产国际的经济支持；共产国际
的电令显然是要阻止这一暴动，加仑将军主张与张发奎将军一同回师广州的建议是值得重视
的；我奉命来考查这里的实况，并和大家重新讨论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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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当时情势紧迫，一部分到会者要赶着去与贺龙等举行另一特别委员会会议，另一部分人
又有要事急待处理，大家都心情紧张急躁，根本不愿谈到“成功希望”和“改变计划”等等
说法，谁说一句松劲的话，怒火就会向他喷来。
我的话刚说完，李立三即站起来急剧而简短的说，一切都准备好了，哈哈！为甚么我们
现在还需要重新讨论？叶挺是唯一表示不同看法的，他大致认为南昌暴动不易获得成功，如
果能和张发奎一同回师广东较为合算；中共同志们隐藏在第四军中，也不会遭到暗算；他与
贺龙相处总是有些格格不相入。因而他继李立三发言后，就平静的说：将分裂行动推迟一些
时间，也许是好的。握有兵权的叶挺抢先说出这样的话，这使谭平山大为焦急，因而他用威
胁的口吻说：如果我们在军队中的同志，此时不能行动起来，那末，以前的所有军事工作都
很难认为是我们党的军事工作。周恩来目击此种情况，也就急剧的说：我们最好行动起来。
在这种不平常的讨论气氛中，我重新提到我还不知道这里的情况，也再次说起共产国际
那种有无成功希望的说法和加仑将军企图推迟这一行动的设想。这使周恩来听了大为着急，
他似不愿意陷于冗长的讨论，因而愤怒的说：这个意思与中央派我来时的想法不相吻合，如
果我们此时不行动，我只有辞职，也不再出席今天的特别委员会会议。
周恩来愤而辞职的表示，使这个极度紧张的会议达到了沸腾点。所有参加会议的人，除
叶挺和我外，都不愿对已有的决定作任何的改变，这是极为明显的。他们都好像骑上了虎背，
抱有义无反顾的气概。我当时只是要求重新讨论，并没有坚决阻止和一定要改变计划的决意，
自不愿闹到不易收拾的境地，除批评了几句周恩来那种要挟式的辞职表示外，也就到此止步。
会议旋即转而讨论一些紧急事项，我则改与个别同志谈话，了解情况。
最先与我长谈的是李立三，他最坚强的论点是一切都准备好了，时间上已来不及作任何
改变。李立三认为不能停止暴动，要点有二：第一不能违反与贺龙所订定的密约；第二如果
改变计划，我们原来发动暴动的意图已无法保持秘密。李立三和其他的中共要角一样，都根
本不愿涉及是否成功的问题，好像这是阻拦他们行动的魔鬼似的。因而他的语峰总是环绕着
“来不及阻止了，来不及有任何改变了”，其他同志与李立三也大致抱同一态度。
中共与贺龙的关系，最先是李立三对我详细说明了一番。他曾指出，贺龙这个土匪出身
的军人，以往与中共的关系不算很密切，现在决心追随中共一块儿干，我们不能令他失望；
我们与贺龙已经信誓旦旦，在形势上说彼此都已骑上虎背，在决心上说彼此都已表示破釜沉
舟；任何改变都易引起严重的误解。李立三更进而警告说，贺龙不得志，疑忌甚多；他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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