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发奎，也自觉他这个土匪出身的人，在国民革命军中无出头之日，迟早要被缴械的，现在
如果我们改变计划，联络张发奎，那他可能认为是被出卖了；也可能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向
张．发奎告密，洗脱自己，反过头咬我们一口。在这一点上当天周恩来也曾有重要的补充，
他指出，贺龙决心参加暴动，并且秘密征得他部下各师长的一致同意，他们都认为这样做才
有出头之日；整个暴动计划和发动时间，他们都已经知道了；因此不好再改变了。最先运动
贺龙参加暴动的谭平山，也曾向我说明，贺龙内心有恐嗓也有野心，企图取张发奎的地位而
代之，我们正要利用他的这种野心，捧他做总指挥，而且任何联络张发奎的做法都易引起他
的疑忌。
李立三也曾对我详细的说明，深恐暴动计划的秘密泄露，知道这机密的人已经很多；在
人员的调动上，宣传的语气上，和若干人表示出的态度上在在都易使人觉察。他曾警告说，
即使张发奎真诚愿意与我们合作，一同回师广东，决心在那里重建国民革命根据地，依现在
的情势看也是没有指望了；因为张发奎到达南昌后知道了我们曾策划暴动反对他，那有不反
脸对付我们的道理。后来周恩来参加讨论，我们具体检查这一秘密可能泄漏的情形，获知暴
动机密的人，已经超过一百人，除中共的重要干部外，还有张曙时等十多位国民党左派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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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和贺龙部的重要将领。在通信联络方面也相当广泛，除南昌、九江、汉口之间每天都有函电
和人员的来往外，而且还与驻在抚州的第三军教导团团长朱德和在湖南平江的工农武装领导
人余洒度等通讯，约他们按时举事。因此检查结果，我们一致认为这个秘密已无法保持或掩
盖，甚至有些行动都来不及停止了。
根据上面所说过的实际情况，我曾宣告暴动计划不能改变，表示支持前敌委员会的原有
决定，至于不能根据国际指示办事和如何向中共中央复命，完全由我负责。叶挺也曾表示过
根据实况只有不顾一切的干下去。我素来是责任感很浓厚的，我觉得我要严格的执行中共中
央给予我的使命，更重要的是我应当替南昌暴动找寻一些成功的希望；因而我倒不很重视我
在九江和南昌所遇到的同志的反抗。我虽然一直表明并不根本反对暴动，现在又明白表示支
持，但我的同志们仍然不完全谅解我。
三十一日上午，中共前敌委员会的紧急会议，再也没有讨论改变计划的事，决定照原计
划执行。到会者知道了张发奎偕同汪精卫孙科等已经到达庐山举行会议，而且颇有针对着南
昌的迹象，大家都在研讨对策。南昌暴动原决定在三十一日清晨举行，由于我的要求而改期，
现在又重新确定，在八月一号清晨举行。而且根据这个决定，到会者部分担着紧急工作，分
头活动去了。一九二七年“八一”南昌暴动终于成为中共斗争史上一次重大事件。
要了解南昌暴动的发展，首先需要探讨一下中共的领导能力如何，而中共领导的无能与
混乱，似乎是预定了南昌暴动失败的命运。在这一点上，我要先说说谭平山；他在没有得到
中共中央同意之下，即在南昌九江一带展开活动。他曾标榜要在南昌开创一个新的局面，这
句话的意思，具体的说，大致是由他策划出一个南昌暴动，并由他自己名符其实的领导起来，
不再理会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直到有了相当成就之后再说。
谭平山的野心与他的才能相较，似乎是不甚配合的。他从国共合作，国民党改组的时候
起，一直担任重要的职位，在中共内他始终是个要角，在国民党内他又是中委兼组织部长。
就由于这种地位使他有点飘飘然，常夸耀他是老同盟会，与国民党左派有广泛的联络，在中
共又是最先参加者之一，而且是中共中央少数重要领导人之一，并为斯大林所赏识，这样他
似乎是左派革命势力最好的代表人物。可是国民党左派或共产党人，似乎对他都不敢寄予甚
大的期望，这一点，也许他自己并未完全觉察到。
在武汉末期，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对于谭平山向国民政府提出辞去农政部长的辞呈，
认为太过软弱，表示不满，也有过指责。这件事，也许就促发了他单独行动的决心。南昌暴
动的前夕，他的言词和态度都不将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放在眼内，他把我视为中共中央的正
统，一股怨气曾向我发泄过。他所提出的暴动宣言有许多不妥之处，须我代他修改，他曾横
加阻止，并很不客气的指责我企图包办。可是他这种露骨的表示，不仅没有得到一般同志的
支持，反而引起过不少的反感。
南昌暴动发动后，谭平山被推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委员长，而且贺龙是他提携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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