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南昌暴动举行之初，中共发表这样重要的文件，竟对之只字不提，是不是这件事如果提出，
会影响整个文章的论点，不适宜作为打击中共机会主义的资料吗？其实，他这样不顾后果的
打击中共中央的领导，不仅没有为中共的前途着想，似也没有为共产国际着想，因为他所提
及的那些指责，对于共产国际恰是适用的。
这篇告党员书引证共产国际第八次全体会议的决议：“现在的局面中工人阶级的政党—共
产党，不在国民党之内取得领导权，而打算达到无产阶级在中国之内的领导权，是不可能的。”
④在国民党取得领导权的做法是否应当的问题姑不置论，但一到了一九二七年五月底，事实
上显然没有那种可能了。不过，无论共产国际对外的措词如何合于革命的公式，但鲍罗庭在
一九二七年初发动反蒋，特别是在四月间蒋介石清共之后，根据斯大林意旨，总是要中共不
惜任何让步，来维持武汉左派政权。至少在鲍罗庭看来，武汉的左派政权似是大海中的一根
浮木，我们已经落在海中的共产主义者，就只有抱着它作为救生圈。这位熟知行情的鲍罗庭
也就是为了这个理由要我们让步的。所以直至最后关头，他仍不肯让中共退出国民党，以免
多犯一些“机会主义的罪恶”。怪一不得后来陈独秀先生在告全党党员书中说：“党犯了以上
这一贯的根本错误（作者按—这是说中共忠实的执行共产国际，要中共留在国民党内这个机
会主义的政策），别的大大小小不可胜计的错误，自然要跟着不断发生出来。”
知道内情的同志们曾告诉过我关于八七会议的一些经过。“八七”紧急会议是匆匆举行的，
参加的人很少，只有瞿秋白、任弼时、张太雷、李维汉等人。这个告全党党员书，是由共产
国际代表预先准备好，而由瞿秋白译成中文的；在会议中宣读了一下，就算了事。接着，中
共召集湖北干部会议，传达八七会议的决议，曾遭到不少同志的质难。他们曾问中央对于南
昌暴动的态度如何？为甚么对领导南昌暴动的同志给以严重的打击？为甚么张国焘、李立三、
蔡和森、周恩来等人都被取消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
瞿秋白曾就各重要委员受到处罚的事，有过说明。他指出：陈独秀、谭平山两人是八七
决议文件中公开指出来的机会主义者，应受到严重的处罚。谭平山可能被开除党籍，陈独秀
的党籍尚可保留，但中央委员在事实上已经开除了。至于张国焘同志，曾表示反对共产国际，
袒护过去的机会主义。湖北总工会的领导错误，应由李立三负责。解散工人纠察队应由周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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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来负责。中共许多宣传文件，有机会主义的错误，是蔡和森经办的。因此，他们也分别受到
处分。在八七告党员书中，指出全国农民协会发出许多荒谬的训令，是毛泽东经办的，应由
他负责。而且他在马日事变后，通知湖南省委，取消农民进攻长沙的计划，因而也要负机会
主义的连带责任。
八七会议中，任弼时成为天之骄子，因为他所领导的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早就反对陈
独秀的机会主义。原任湖南区委书记的李维汉，避开对马日事变事先缺乏警觉的指责，成为
湖南农民运动的“英雄好汉”。熟悉共产国际行情的张太雷，不待说是拥护共产国际的。瞿秋
白对于过去自己的责任，是最难于解释的。他不止一次声言，他早就反对陈独秀的机会主义，
又能完全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摆脱机会主义的错误，进而与过去的机会主义作坚决斗争，
因此，他出来领导，似是责无旁贷的。
八七会议后改组的中央政治局，是由瞿秋白、苏兆微、李维汉、张太雷、项英、向忠发、
卢福坦七人为委员。在增加工人成分的前提下，算有四个工人委员—项英曾在武汉做过一个
短时期的工人；曾任湖北全省总工会委员长的向忠发是湖北的一个驳船工人出身；苏兆微是
一个著名的海员；卢福坦也是广东籍的工人，曾系省港罢工委员会的要角。此外，任弼时仍
以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的资格，罗觉则以上海区委书记的资格，经常参加中央政治局会
议。苏兆徽担任过一个时期中央书记的名义，后来苏兆徽因病去世了，瞿秋白才接替苏兆徽
任名符其实的中央书记。
十一月十一日，中共中央举行扩大会议，我被剥夺了参加会议的权利。这次会议是因为
南昌暴动业已失败，须作出一定的结论；同时，八七会议究未规定今后工作进行的明确方针，
因而也须要来一个补充。这次会议正式决定“建立苏维埃工农民主独裁政权”，采用自下而上
的发动暴动的办法，来实现土地革命。早已提出过的苏维埃口号，从此成为定案。又这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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