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认为中国革命形势，正在不断高涨，因而提出了“不断革命”的托洛斯基式的概念，这就
显明的露出了罗明那滋的马脚。后来，第六次代表大会，曾轻描淡写的批评这次扩大会议，
误用了“不断革命”这一名词，盲动主义的倾向似也是由此发生的。
这次会议，否定了南昌暴动的意义，认为它仍然采用国民党的旗帜是机会主义的表现，
而这种机会主义应负南昌暴动失败之责。谭平山因而被开除党籍，当时谭平山已从潮汕逃到
了上海，他被断绝了与中共的一切联系，中共中央也不给他以任何辩护的机会。不久，他在
上海《申报》上，登载了一个启事，声明脱离中国共产党；认为中共的政策，对于中国革命
来说是超时代的。
在这次扩大会议中，我也被缺席裁判，开除中共中央委员之职务；而且还有其他受惩罚
的同志们⑤。我的罪状是“假传圣旨”；这个决议是根据张太雷的报告，反谓我未根据中央指
示，去坚决领导南昌暴动，复假传中央的意旨，去阻止南昌暴动。这与事实正相反，真使我
觉得现在的中央是不顾信义，任意说谎的。不少的同志，曾为我抱不平。他们曾质问中央：
为何不让我去出席申辩？为何任意颠倒黑白？我也曾有过一封长信致中央扩大会议，申诉我
所受到的冤屈。有些同志还要求瞿秋白中央分派我一项具体工作，他们觉得我虽被开除了中
央委员，但仍是党员，应受到公平的待遇。
就在同志们要求的压力之下，瞿秋白不得不来找我。他和我会见的时候，神色很尴尬，
他绝口不提扩大会议以及我被开除中央委员的事，但向我表示：中央的一切决议，是完全根
据共产国际和它的代表的指示的。他说这句话的意思，等于是推卸他的责任，表示我的被处
罚，是罗明那滋的主意。我对于这种解释，自然是一笑置之。他曾进而向我这样说明：现在
的中央，也许领导能力不够，但它在“布尔什维克化”这一点上是有进步的。有些同志，认
为现在中央不免左倾蛮干；可是他觉得左倾总比右倾好些。他认为我是反动政府所通缉的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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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昌暴动的要犯，不便要我担任实际工作，以免受到危险。因此，他希望我能根据过去的丰富
经验，随时向中央提出建议。我曾回答瞿秋白：现在革命受到这么大的摧残，那么多的同志
牺牲了生命，还有甚么个人的得失荣辱可言呢？总希望中央能够将工作做好，就是不幸中的
大幸了。我愿多了解一些情况，随时提出意见，供中央参考。他虽表示赞成，但事实上他并
不让我与闻党内事务，我偶尔提出一些意见，也被认为是机会主义的言论。
周恩来算是最幸运的。他回到上海以后，立即表示完全拥护八七会议以后的中央；遵奉
共产国际的指示，反对机会主义。同时，他在党内的地位也因南昌暴动而提高了。他逃避了
南昌暴动失败的责任，而且由南昌暴动失败逃到上海来的许多同志，都需要由他去安排；因
此，他在这次扩大会议中，不仅没有受到处罚，反而重新跻进了中央政治局做一位委员，主
管军事和特务方面的工作。李立三则相形见绌，仍被搁置在那里，听候分派工作。
那位手腕圆通的周恩来，是最现实而又八面玲珑的。也许他觉得我和他在武汉末期和南
昌暴动中共任艰巨，竟获得如是不同的结果，有点过意不去。他请求我去指导关于分配从潮
汕逃来上海的一般同志的工作。我在情不可却之下，答应帮他的忙。我到了一个秘密联络从
潮汕来的同志的中心机关，才知道直接主持这个机关的是一位留俄学生何家兴。他的太太却
是和朱德离了婚的贺芝华。她曾随朱德去过德国，当她从德国经莫斯科回到武汉的时候，邓
演达、章伯钧等人，曾和我谈到关于她一些不可信任的故事。我因相信他们所说过的话，故
向周恩来说：“那个联络机构有点不妥当。因为贺芝华那个女人，也住在那里，是具有危险性
的。”周恩来那时也许是受了“摆脱机会主义，大胆提拔新干部”这个观念的影响，并未接受
我的建议。于是我在那里只工作过两个上午，以后也就不愿去了。这就是我在瞿秋白的中央
之下，参加过的唯一工作。
我之所以不愿参加工作，因我认为瞿秋白中央的暴动政策，是错误而极有害的。我并不
在原则上反对暴动，但我认为暴动是要有准备，不能轻举妄动；要有群众斗争做基础，而不
是少数人的蛮干行动。在罗明那滋指导下的瞿秋白中央，却把暴动当作家常便饭，任何行为
离开了暴动，就好像是机会主义。这样，所谓暴动政策就走到了“儿戏暴动”、“强迫暴动”、
“命令暴动”的道路上。其效果不是打倒或者推翻反动政权，而是危害自己帮助敌人，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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