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这种暴动是“自杀行为”，也不算是过份。
一九二七年的秋收暴动，是八七会议后瞿秋白中央的暴动政策第一次出笼；他以为这才
是土地革命；较之仍具有机会主义成份的南昌暴动，不可同日而语。当时，两湖粤赣等省，
继农运风暴而来的是地主豪绅的疯狂报复。他们以恐怖手段向农民追缴欠租欠债，农民如稍
有反抗，动辄遭受家破人亡的危险。在农协仍保有潜力的地方，农民们为了秋季收获不致扫
数为地主豪绅们所勒索而去，在酝酿着反抗，中共两湖的地方组织也因此提出了秋收斗争的
要求。中共中央则企图扩大这种秋收斗争，发展成为实现土地革命的秋收暴动。
在秋收暴动中，中共中央以为只有赤色恐怖才能对付白色恐怖，提出了杀尽地主和烧毁
其房屋的“烧杀政策”。其实，这种并无实效的烧杀手段，除拖着中共走到恐怖主义的险境而
外，只有促使地主豪绅们更加疯狂的向农民进攻。当时国民党政权已不再考虑农民的利益，
一味怂恿地主豪绅迫害农民；这自然给予中共在农村中活动的机会。不通甫经大难的农民，
在痛定思痛的时候，立即驱之进行大规模的暴动，当然不合时宜。而且各地农协潜力强弱不
一，农民斗争情绪各地也不相同；就是局部的暴动，也非随处都可举行。中共中央执行这种
错误的暴动政策，不仅失去了农运复苏的机会，而且使不少地区的农协潜力，又遭一次严重
的打击。
瞿秋白在上海亭子间里所设想的暴动蓝图，也很可笑。他设想群众是革命的，所受压力
愈大，革命的反抗力也愈强，只要有中共党员去英勇的发动，暴动就可如愿进行。稗甚至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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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杀敌人力量，抽象的设想到一个中共党员拿着一根火柴，偷偷的把地主的房屋点燃起来，乘
势大叫杀尽地主没收土地的口号，就会有成千上万的农民响应，然后从四乡浩浩荡荡的去夺
取县城；集许多县城，然后去夺取省会；再集许多省会而去夺取京城。由暴动成立苏维埃政
权的壮举，就这样可以实现了。
为什么这样显明的盲动政策盛行一时呢？罗明那滋的意志是主要原因之一。他不了解中
国的情况，却自以为有布尔什维克的宣传，大可以表演一些奇迹出来。而神经受着重大刺激
的瞿秋白又以为过去一切都是机会主义的做法，现在要愈左愈好，多来几次暴动，既可以洗
清他们过去的机会主义的污点，又可以树立新领导的威信。同时也有不少同志，因受到严重
的压迫，满怀愤恨，急求复仇；这种心理也发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譬如和我在香港分手的
贺昌，就曾明白表示，不满意我们在南昌暴动中不够激烈的做法，而他自己要痛痛快快干一
番。
这种政策的为害，不问可知。当时的事实表明，有些中共地方组织，不顾本身实力，盲
目遵行这种暴动政策，受到严重的打击。其他的一些地方组织因为领导人的才干，没有彻底
执行这个政策，反能保全一部份实力。后来散布在各边远地区的苏维埃区域，就是以这些保
留下来的实力为基础的。
毛泽东在湖南东部所领导的武装部队，就是秋收暴动中的一支主力。也由于毛泽东的老
练，能根据本身的处境，来采取行动，保全了若干实力，因而后来能成为井冈山上的英雄。
他所并凑起来的队伍，以农民武装为骨干，来不及与南昌暴动的主力相会合；乃向湘鄂边境
的山区单独行动。当这些队伍企图进攻平江、浏阳等县城，遭受到严重失败的时候，毛泽东
曾被批评为专凭枪杆子的军事冒险主义者，也即是不肯发动群众的机会主义者。当他受着敌
军的压迫，向井冈山退却的时候，又被批评为不顾群众的逃跑主义者。他也曾因此受到接二
连三的处分。但他能掌握了这支约一千人的部队，建立井冈山基地，并费尽心机来应付中共
中央的指摘，才没有成为盲动主义下的牺牲品。
中共中央的盲动作风，在上海也表现得淋漓尽致。瞿秋白等并没有计划以暴动夺取上海，
但仍不惜采取一些冒险行动，以表现中共在上海的力量。上海的中共组织，经过四一二的打
击，创巨痛深，需要有细密的组织工作，才能恢复元气。瞿秋白等却不耐心去做那些基本工
作（如组织秘密工会小组巩固中共支部组织等），而且觉得中共过去几年来关于这一方面的努
力，多半是机会主义的表现，不足重视，他们号召党员起来行动，要各工厂各地区的中共组
织，做些极危险的工作；认为这样纵然牺牲了，也是有价值的—既可丧敌人之胆，又可壮大
革命的声势。
中共中央经常命令几个或者十几个同志，在某家工厂上工或散工的时候，混在工人群中，
突然喊几句：“武装暴动！”“打倒国民党！”“拥护苏维埃！”等类的口号。这样，喊口号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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