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们往往因此暴露了身份，被租界巡捕或其他的特务人员所逮捕，终于丧失了生命。其他如
散发传单，写贴标语，强行开会等类的行动，也是在上海的同志们，所常被中央命令执行的，
因之而遭受牺牲的不少。甚至担任秘密交通的同志，也常被命令硬去闯过巡捕们的搜查站，
以至蒙受不必要的牺牲。这些行动又养成同志们一种挺而走险的心理，他们似觉得保密措施
是畏怯的表现，而足以夸耀的则是那些无意义的冒险行为。
瞿秋白中央认为过去负过重责的同志们，不免依然有机会主义的遗毒，因而命令他们去
冒险；以事实来考验他们是否具备有布尔什维克的条件。这又发生了一个对待同志不公平的
和分配不适当的问题。有些老干部就在这类冒险行动中牺牲了。另外一些新提拔起来的同志，
则因滥竿充数的流弊，发生了工作效能低落和增加牺牲等的现象，甚至出卖党的事件也发生
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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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许白昊同志就是因执行这类冒险行动，而丧失了生命的显明例子。他是一位受到尊重的
工人出身的党员，在党内地位与项英、刘少奇等人齐名，担任过中共湖北区委委员、全国总
工会委员、湖北全省总工会秘书长等重要职务。他和他的太太秦怡君于十月间由汉口来到上
海，与我同住在那所高级招待所住宅内，瞿秋白拒绝了项英的分配许白昊一项重要领导工作
的建议，迳行指派他去干下层的艰苦工作，借以洗涤他过去的机会主义作风。这位顶顶大名
的许白昊，不久就在一次仅有十几个工人的街头集会中，和其他的几位同志一道被捕了。
许白昊被捕以后，瞿秋白立即派人通知我，许白昊是机会主义者，可能供出住所地址，
要我们赶速迁避。我听了这些话，十分痛心。许的太太更是悲伤得不得了。我愤恨瞿秋白的
盲动和他对许白昊的歧视；我也觉得也许就因为许与我同住，而增加了瞿秋白对他的怀疑，
以致有此悲惨的结果。我向来人悲愤的说：回去告诉瞿秋白吧！他无异是杀害许白昊的刽子
手，不必要的将一个重要的同志白白的牺牲了，还要诬蔑他是机会主义者，真是岂有此理。
我信任他决不会牵连同志们，我愿意仍住在这里，用不着他耽心！后来事实证明，许同志虽
受到严刑拷问，充分表现了他的高贵品格，没有供出任何秘密，就壮烈的与世长辞了。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中共所发动的广州暴动，使苏维埃旗帜在一个大城市中第一
次出现；也是瞿秋白中央一个最重要的表演。当这个消息传到上海的时候，瞿秋白等兴高采
烈，幻想着胜利就要来临了。我则向他们建议，这支暴动队伍很难在广州立足，应迅速开往
海陆丰一带农运有过优良基础的区域去。我这种实事求是的建议，竟被视为故意浇冷水，是
十足的“逃跑主义者”。李立三同样抱较乐观的见解，他向中央表示，在广州暴动的紧急关头，
他愿立即接受中央的命令，担负一项实际工作。三天之后，广州暴动失败，中共广东区委书
记张太雷阵亡的噩耗接踵传来，李立三便奉派赶往主持广东区的工作。从此，这位小弟弟，
染上了瞿秋白的作风，而青出于蓝的酿成后来有名的“立三路线”。
十二月二十日左右，张太雷的太太王一知同志带着她的一岁多的女孩，从广州逃回上海。
她被安置在我的寓所，住在李立三以前住过的房间内。她的到来，使我们这些同住者，触目
伤感。她本是活泼美丽的少妇，那时一变而成为蓬首垢面的泪人儿了。她在旅途中，强抑哀
思，谈笑自若，以免暴露身份；一到了我们这里，满腔的悲痛，便尽情的倾泄出来。我曾劝
慰她：悲伤是无补于事的。张太雷还算是死得好的。他是广州暴动的英雄。也许我们不久也
要死，死的情形或许还不如他。
王一知同志亲身参加这次暴动，知道其中原委。她曾详细向我叙述这件事的经过。现在
我概括的追记于下：
十二月十一日清晨三时左右，广州市内的枪声响了。暴动的基干队伍，是原第四军的教
导团，团长叶剑英同志。这一团里面，暗藏着的中共党员很多。他们首先制服了这一团里面
的反动军官；再开始袭击第四军的炮兵团、警卫团和城内各机关；分别予以缴械和占领。但
工人赤卫队参加暴动的并不多。因此，这支约立千人的暴动队伍，摆在诺大的广州市内，实
在感觉到力量薄弱。广州的河南，依然为李福林部据守，连第四军在广州的一个留守处，都
没有攻下。四郊的农民，也没有响应。
十一日中午，在广州市内举行群众大会；宣布成立苏维埃政府，实在不见得热闹，到会
的人不多，多半是些共产党员和少数同情中共的工人，暴动对于广州市民说来，是突如其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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