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通过一个决议，批评支部局过去工作方针的不对。
这次学生大会，曾使米夫与柏耶金等，大伤脑筋，共产国际的首脑们，那时似认为代表
团与米夫两方面各有是非，因此，也就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米夫与柏耶金究竟颇有手腕，
他们千方百计将俄共莫斯科市委下的区委会书记请出来了。那位区委书记参加大会的事是非
常突然的。他是俄共一个土包子干部，不懂外国共党情况。从他的发言中，也表现出一种俄
共的自大作风和权力观念。
他一开始就表示中共代表团干预中大的事，是侵犯了他的职权。他高声指斥中共过去犯
过的错误；认为俄共帮助中共布尔什维克化，来训练中国的青年，不能依照中共代表团的意
旨行事。中共代表团出席学生大会演说，根本就是不应该的。他支持支部局的方针，认为大
多数学生的不满是反党行为，他径直指出我的名字，说我被共产国际判定为右倾调和派，我
的发言，根本就不应当受到学生的信任。他的演说，曾使多数学生为之大哗。
我面对这种挑战，非常愤慨；立即登台答辩，我说明我实未被共产国际判定为右倾调和
派，区委书记竟将这个名词任意的加在我的头上。我们代表团对中大事件的一致主张，是不
应当被抹煞的，我也指斥那位区委书记是个十足的官僚，平时不知道如何领导中大这么一间
大学的党的工作，等到问题发生了，又不尊重中共代表团的意见，一味的压抑自我批评。这
样一来，使这次大会更为之大僵特僵，随即宣告散会了。
瞿秋白看到这样的发展不妙，有点着慌；于是他去找那位区委书记，陈述中大事件的一
般经过，并指明俄共的一个区委书记，不宜与中共代表团站在对立的地位。那位区委书记似
也觉得他的话说得太冒失了，因此与瞿秋白成立了协议，向学生大会发表一个中共代表团与
俄共区委会的共同声明，用意无非表示是因言语不通，引起了一些误会；其实彼此都关心中
大的正常发展，并无任何冲突云云。这次大会，于是由瞿秋白宣读共同声明，并通过一个敷
衍性质的决议，一场风波，才告一段落。
我曾向共产国际秘书长柏金斯基，简单报告那位区委书记的发言，指出他对我任意诬蔑，
表示抗议。他向我耸耸肩，摇摇头，不置可否。我对秋白态度软弱的处理方式，虽感不满；
但我也知道那种权力主义与官僚主义，并非中共代表团的力量所能克服的。同时，我那时准
备到乌克兰去休假，因而我也只好勉强赞成，瞿秋白与那区委书记发表共同声明暂时平息风
波的方针，不过我曾向秋白等声明不愿再过问中大的事。
我在莫斯科住了一年，大部时间都用在阅读方面。莫斯科的中文出版物，主要是中大的
教材，我都全部阅读过，我每月领取二百五十个卢布，这个数目是当时苏俄机关的最高薪额。
我的太太也于一九二八年底到了莫斯科。她在中大的特别班受训。我们夫妇的用度很省俭；
那时莫斯科物资缺乏，有钱也买不到东西。有足足三个月，我们每顿饭的菜色都只是鱼类。
由于每顿吃鱼、使我见着鱼就讨厌。因此，我将剩余的钱，都用来买书。莫斯科所能买到的
英文政治性书刊，我大体都买着了。我虽然不会说俄语，有些俄文书刊，也一知半解的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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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看得懂；所以俄文书刊也买得不少。我在一九二九年暑假中，即拟到列宁学院旁听，以期加
深学习，并避免参预共产国际的会议与斗争。
我没有将我要到列宁学院旁听的事，通知共产国际的任何人，便直接找列宁学院院长季
诺桑诺娃。她是俄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耶诺史诺夫斯基的太太，也是一个老布尔什维克，
看来是和蔼慈祥的中年妇人。我向她要求准我参加该学院的英文班，和其他学生一样的经常
上课；但我说明我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之一，不拟参加该学院支部局的工作。她欣然接
受了我的要求。当时列宁学院的正式学生，不仅要参加学习课程，还要编入学院支部局，接
受党的训练。因此，我只能算是旁听生或者说是半个学生。
我仍住在鲁克斯旅馆，这是共产国际人员的宿舍。我在列宁学院与董必武是同班同学，
在图书馆的席位也是毗邻，我们都在那里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我那时已不再向共产国际
支领薪金，每天都在列宁学院食堂中吃饭，和其他学生一样，每月领二十个卢布的零用费。
可是我在鲁克斯的房间，每月要付四十多个卢布的租金，我自然付不出这笔费用；曾向该旅
馆的管理人说明我不能付房金的原委，他也未置可否，等到我三个月没有付房金时，他居然
向莫斯科地方法院控告我拖欠房租，他的这种做法，不知是有意撵我，抑根本只是官样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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