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致函柏金斯基，简单说明我的近况，并将法院的传票附送给他。柏金斯基审查的结果，
才知道我早已自动没有在共产国际领取薪金，和我在列宁学院就读的经过。他赞许我这种做
法，认为一面不放弃中共代表的职务，一面在列宁学院学习，处理得很得体。因此，他召集
共产国际秘书处的会议，通过一个决议，认为我有住在鲁克斯旅馆的权利，特许免缴房租。
这样，地方法院这一案子就被撤销了；而我就读列宁学院的事，也无形中得到了共产国际的
默认。
列宁学院是共产国际所直接指导的一个高级党校。当时学生约三百人，都是各国共产党
所选派来的。其中中国学生有十余人。我所参加的英文班，学生共十余人，包括英、美、澳、
纽、日、韩与中国等国籍的学生。课程有政治经济学，唯物辩证法，俄共党史，列宁主义，
党的建设与军事学等。学习的方法，主要是由学生按照学习计划，自行阅读。每星期上课时
间不过十小时左右，上课时由学生提出学习报告，教授略加指导而已。
列宁学院与中山大学比较起来，情况完全两样：列宁学院当局与一般学生的关系，都很
正常。支部局的会议和党员大会经常没有甚么重大争论，会议的次数与所占的时间也比较少。
学生们多在图书馆中埋头读书，学校的领导人与学生，不管在学习方面与生活方面，都能打
成一片，绝没有中大那种扰攘纷争的情形。
一九二九年底，斯大林为了巩固他的领导，发动了震动全苏俄的大清党，中大掀起了很
大的风波，也打破了列宁学院的平静状态。俄共这次清党是反托派，反布哈林右派，清算工
党，实行农业集体化和强调消灭富农政策等等之后所举行的。那次清党运动，有点像瘟疫一
样，任何人都有被传染的危险；即使平日自信是斯大林嫡系党员，到了这时，也不免要发生
危惧。按照共产国际和俄共的规章，共产国际委员和俄共中央委员，不受清党影响。理由是
这些委员在当选时，等于经过了严格的选择。根据这一点，我这个中共中央委员，又是共产
国际主席团的候补委员，当然在清党中无须有所顾虑。
列宁学院的清党，是由共产国际指定一个清党委员会所主持的。清党大会首先清算校长
季诺桑诺娃。她在大众之前，叙述她的整个政治经历，尤其不曾隐瞒她政治上所曾有过的错
误，在她一个多钟头的发言中，还说到她年轻时候的私生活，这使许多外国共产党员，感觉
非常新奇。接着，又清算学校其他负责人和支部局的委员，依次再清算学校职员和一般学生。
如果某一个被清算的人报告的言词中有含糊之处，或被人认为有疑问时，就要遭受到严格的
质询。有一位波兰学生，系军人出身，参加过反苏战争，因为在他的经历报告中，没有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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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这一点，被人揭发出来，当场就被特务捉去了。中国学生有一个姓马的，因为被认为参加托
派的活动，也在清党中失踪了。这次清党大会，日夜连续举行，学生的学习课程，几乎完全
停顿了。这样经过近两个月的时间，清算了少数的几个人，才算告一结束。
中大的清党，特别显得紧张。清党委员会是由共产国际指定兰个委员所主持。主席是柏
津，一位军人；另两位委员是共产国际的某监察委员和任过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的威金斯基。
这三位委员倒还算是老成持重的正直的人物，遇事不愿多所挑剔。但支部局的委员们，却和
一群猎狗一样逞凶。他们会同特务机关人员，多方搜寻学生反党的罪证。有一位姓李的学生，
在清党中被官方宣布自杀，宣布的事实是说这位李某，是一个托派秘密组织分子，曾供出一
百多个参加托派组织的秘密名单，因良心不安，遂自杀。但实情究竟如何，没有人知道，一
般学生在惊慌万状中，谁也不敢去追问这件事情。以这一事为例，中大的清党，完全是在一
种恐怖现象下进行的。
我和瞿秋白认为无法干预中大的清党事件，因而从不加以过问。王若飞那时也在列宁学
院就读，他自己便有托派的嫌疑，更无法表示意见。只有邓中夏和余飞，曾企图以代表团对
于学生的鉴别去影响中大的清党，但被拒绝了。而且中大的所谓“二十八宿”在清党之初，
他们本身很轻易的便通过了清党的考验，因而他们可以毫无顾忌的指摘其他学生们的错误。
在中大清党正热烈进行的时候，柏金斯基等曾找我去谈话。他向我说：“中大清党牵涉到
你了。你已知道，有一位学生自杀了。他所供出的托派分子中，有一人曾透露：托派秘密组
织的领导人刘仁静，曾将一件托派的秘密文件，交给你看，你看后向刘仁静表示，托洛斯基
这种主张很好。你有没有这种事，希望你好好为自己辩护。”柏金斯基是共产国际成立以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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