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论家，他形容和讥讽现实政洽的丑态，批评当代新旧人物，无不入木三分。罗章龙是德文
系的学生，是一位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青年学者，具有谋而后动的素养，是当时醉心于俄国革
命的人；他能直接阅读黑格尔和马克思等人的德文原著，从德文书刊中较多知道一些俄国革
命情形，常在研讨时提出他的所知供同住者参考。那位带有学究气味倡导新生活的邓中夏常
向人一本正经的鼓吹社会改革的大道理，使人感觉到他具有“秀才”和“牧师”的两种风格。
其他参加者也多数在五四运动中显露过一番身手，各具出色特性。我自己在曦园的一群中算
是学生运动中最卖力的一个，他们认为我是不可多得的革命实行家，也曾被邓中夏戏称为“学
生要人”。
然而我这个“学生要人”毕竟还只是一个二十二岁的青年，仍不愿过分卷入政治活动的
漩涡里去。我认为只有五四运动是我必须参加的一个紧急的爱国运动，其他并不想多所过问。
此时我的主要努力还是在完成我的大学学业，为自己的前程立下基础。北京学生联合会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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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继续活动，对于抵制日货和声援十月间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各界救国联合会的被地方当局压迫
①，以及十一月间福州学生因抵制日货被日本浪人杀害多人②等事件，活动仍是特别起劲；
但北京各学校一般同学在蔡元培所提出的“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的口号之下，大
体上已经恢复了正常上课的状态。同时我自己也一心的上课去了。杜威、罗素几位著名学者
到京讲学，更引起我的兴趣，我是一个热心的听讲者。我除了每星期参加一次平民教育讲演
以外，虽然同学们认为我是学生运动的识途老马，常要我参预其事，但我总是婉词推脱。
十二月间一个寒冷日子的正午，突有几名警察来到曦园，奔向我的住房来逮捕我。那时
正轮着我在厨房烧饭，由于同学的暗示，我知道祸事又临头了。我立即用炭灰搽了搽头部，
装着若无其事的照常工作。那些警察们搜查了一阵之后，失望的退去。这显然是被我的临时
化装瞒过去了。到了五点钟，同住的同学们出去详细查察，确认暗布在曦园四周的警探们已
经离去，才护送我到沙滩北大第一院，把那里当作暂时的庇护所；因为警探们究竟不敢公然
闯进学校里去抓人。
我见了蒋梦麟代校长和学生会一些负责人，商量应付的办法。我们认为警察这次行动，
是安福系政府受了日本的压力，又一次对学生的报复和镇压行为。相信列入黑名单要拘捕的
学生人数还很多。于是我们决定，为了避免学校再受打击，所有可能被捕的学生都暂时躲避
起来。其中一部分可分赴各地去活动，作为在京同学的声援。于是我和罗家伦同学以北京学
生联合会代表的名义前往上海。第二天拂晓，我和罗家伦不敢在前门的东车站上车，绕道永
定门，乘着城门刚刚打开的时候，溜出了北京城，在那里的一个小站上搭上火车，悄然南下。
以租界为中心的上海是比较自由的，租界当局似乎也不愿多干预中国内部的内争。那时
中国内部政局是复杂极了；大体说来，北京政府势力范围内直皖两系之争日益加剧。段祺瑞
和他的安福系控制着北京的政权；总统徐世昌则与直系军人暗中结纳以示对抗；关外的张作
霖因不满段的亲信徐树铮也开始与直系携手；在段系之下，又有国务总理靳云鹏与西北筹边
使徐树铮的权力之争。在广州的南方政府，有闲居上海的孙中山先生与七总裁③之一的岑春
煊间的争执；此外广州还有甚么挂系、粤系、滇系等等的明争暗斗。上海是南北和会会场的
所在，也是一般政客、官僚、军阀进行各式各样政治买卖的中心。这里又是全国舆论的枢纽，
全国性的民众团体和全国学生联合会都设在这里。因此，各地民众团体的代表和学生代表也
都川流不息的来到这里。
那时，反对北京政府并对学生运动表同情的主要有三个派系。第一是孙中山派。这一派
根本不承认北京政府。第二是研究系，可以说是北京政府的在野派。第三是直系的军人和政
客。直系中后起之秀、时任师长的吴佩孚驻扎在南北要冲的衡阳，一面与南方联络倒段，一
面发出许多电报同情民众反日运动，表现得似乎是一个十足的反日爱国军人。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间我们到达上海。我和罗家伦在全国各界联合会代表会议席上陈述北
京政府压迫各地学生、禁止抵制日货、有直接与日本交涉出卖山东的危机，要求全国各界一
致向北京政府抗争。这主张受到国民党人的反对。民国日报的邵力子和其他国民党的代表们
表示：我们根本不承认北京政府，我们如果向它提出任何要求，都无异于变相的承认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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