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指出：不承认北京政府和打击北京政府是可以同时并进的。而且从具体事件反对北京政
府，更是动员民众彻底反对它的应有步骤。但他们坚持立场，而且怀疑我们对北京政府仍有
幻想。他们所强调的是与北京政府绝交，全国民众抗纳捐税等等。其实这种急进的意见，在
北京政府的统治区域内实在甚难做到。
在那个时期，吴佩孚成了时代的宠儿。他与民众团体互相唱和，且有军事实力作后盾，
这对于北京政局具有甚大影响；也是我们所不能忽视的对象。作为吴佩孚之友的孙洪伊因此
成为上海寓公中的有名人物，一时竟有大孙（指孙中山）小孙之称。但在我们与他多次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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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中，知道他不过是一个旧官僚型的人物；对于我们这种青年并无甚么吸引力。但吴佩孚所标
榜的召集国民大会、和平解决国事、反对直接和日本交涉山东问题、国民筹款赎回胶济路等
主张，获得了民众团体的广泛支持。上海各民众团体曾在公众体育场举行盛大的国民大会，
公开致电吴佩孚表示支持，我们也参与了这次集会。一九二○年一月间，北京的学生联合会
被封闭，吴佩孚的主张所召开的国民大会也被解散。
《时事新报》的总编辑张东荪那时是研究系在上海的代言人，也与我们有经常的接触。
一九二○年春，戊戌政变的巨子、研究系的首脑梁启超从欧洲回到了上海。张东荪约集我们
—罗家伦、许德珩、康白情和我等—在时事新报馆楼上与梁晤谈。他叙述了一番欧游的观感，
语气之间特别强调学术研究的重要性，并慨叹他二十余年从事政治运动徒劳无功，表示今后
对政治已无兴趣。他提出一个五十年文化的大计划，希望青年学者赞助。我们向他说明被赶
出课堂，无法安心研究学业，不得不从事反日爱国运动等等实况，对他专力于文化工作的抱
负，自然表示钦佩。
我们辞别出来，大家议论，认为任公的谈话象征着研究系在政治上进退失据的消极性。
任公本人在中国文化启蒙运动中确有重大的贡献；不过他的改良路线并没有找到出路。他曾
依附袁世凯，也曾做段祺瑞的幕僚，都没有好的结果。他那种依附实力派，企图做加富尔的
幻想④，到这时大致已经幻灭了。现在再回头从事于学术研究，成效也许较大；可是当时正
是国事如麻，恐怕有点缓不济急罢！
我们与国民党人的接触较密切，而又是多方面的。孙中山先生的几位得力干部胡汉民、
汪精卫、朱执信、廖仲恺、戴季陶、叶楚伧、邵力子等，与我们过从频繁。胡汉民和汪精卫
这两位仅次于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要人深居简出，我们只有重要事件商谈时，前往访晤畅谈一
番。戴季陶、朱执信、廖仲恺与我们来往得较为亲密和轻松，常聚在一块高谈阔论，主要话
题往往是新文化运动。戴季陶爱谈社会主义，有些学者味。朱执信爱谈时事，显得满腹经纶
似的。廖仲恺似是革命的苦行僧，沉默寡言，老是笑着欣赏别人的高见。叶楚伧、邵力子代
表民国日报，出席各种民众团体的会议，无异是国民党的公开代表，与我们好像是在一块共
事似的。任民国日报总经理的邵力子，为了克服报馆遭遇的各种困难，和筹措经费，老是东
奔西跑，忙过不停。任总编辑的叶楚伧，经常过着夜生活，在他那间很小的编辑室里，伏案
工作，为文改稿之外，还爱饮酒做诗。当时全国各界联合会通过全国工商界抗纳捐税的决议，
即是叶邵二人的杰作，我们曾予积极支持。
一九二○年一月的一个中午，我和许德珩、康白情及一位天津女代表刘清扬同在法租界
一间饭馆里便餐，饭后，顺步走向法国公园。康白情指着马路那边说：“莫利爱路二十九号，
就是孙中山先生的住宅。”许德珩接着说：“我们一直还没有拜访过他，现在不妨就顺道去看
他。”我附和着说：“好呀！我和罗家伦本已商定要在最近几天去看他，可惜那位大文豪今天
却不在这里。”他们三人同声说，那没有关系，今天我们先去随便谈谈，下次再约罗家伦一
道去正式请教。于是，我们穿过马路，走到孙先生住宅门口，向看门人说明来意。他告诉我
们，晋谒大元帅须预先约好，没有预约是不可以的。许德珩似乎有点生气，高声抗议：“我
们并非有求于大元帅，只是来拜候，难道没有预约就不能通报吗？”许德珩的高声惊动了正
在楼下的廖仲恺，他急步跑出来，将我们欢迎到客厅里，并即上楼去通知孙先生。
不一会，孙先生步到客厅里来了，互相问好之后，许德珩首先少年气盛的说：“我们素
来敬佩孙先生，因为孙先生是平民领袖；谁知门禁森严，不肯与普通人接触。”孙先生若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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