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哈林，曾找我作过一次试探性的谈话，他说了一些惋惜在中国没有机会和我见面的客气话
之后，便问我是否愿意与瞿秋白合作，共同去反右倾，我回答他，我对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
党的情况，还不很清楚，暂时不能表示什么意见，至于中共内部问题，已由中共六次大会解
决，既反机会主义又反盲动主义。我是拥护中共六次大会的决议的，如果有人反对这个决议，
那我可能给他一个反击。不过我不挑战，只是应战，鲁易门明白了我的意思，也就没有在大
会上发言攻击我。
罗明那滋和鲁易门的活动是令人侧目的，其他的代表们，包括其他的俄共代表在内，大
都持稳重态度，所有发言，多系就事论事，不去播弄是非。曾有一位我不认识的某国代表笑
着向我说：这两个宝贝，是斯大林的打手，专门制造纠纷。也许是由于这两个宝贝的活动太
离谱了，后来他们先后都为斯大林所唾弃。
这次大会的决议是根据第三时期这个根本看法而制订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所造成
的灾害，不亚于瞿秋白盲动主义之在中国，这在德国问题上，尤为显明。当时德共书记泰尔
曼曾出席中共代表团的会议，发表一篇冗长的演说，企图说明共产国际和德共政治路线的正
确，他曾指出德国是资本主义统治矛盾的焦点，德国内部有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剧烈冲突，
在国际关系上，又有战胜国与战败国的多种矛盾；因而认为德国已经具备了无产阶级革命的
条件，只是德国社会民主党障碍眷革命的发展，如果德共起来积极反社会民主党和党内对社
会民主党的妥协倾向，德国革命将很快的获得胜利。
我曾向泰尔曼提出质问，表示他并未明白指出德共的势力究竟已壮大到什么程度，也瞬
有证明如果德国社会民主党政权被推翻，就等于德共的胜利。泰尔曼对于这些问题并没有详
细置答，却以惊奇的眼光盯着我，也许他觉得我与布哈林的见解如出一辙。
其实，事先我并没有与布哈林交换过有关德国问题的意见，我的这些疑问，只是根据我
的直觉。可是后来事实证明，泰尔曼的看法是错了，德共反社会法西斯蒂的政策，无异替希
特勒铺平了统治德国的道路。希特勒上台以后，推行反共反苏联的政策，这些显然是共产国
际六次大会政策失败的明证。后来，一九三五年，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不得不改采人民阵
线反法西斯蒂的策略，也无异是斯大林的盲动主义的悼歌。
瞿秋白不满意布哈林对他的盲动主义的批评，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中企图乘势翻
案。中共问题原已在它的六次代表大会中获得解决，并经以正式文件报告共产国际，布哈林
在共产国际这次大会的发言，曾说到各国共产党在第三时期的新形势，主要是反右倾，只有
中共是个例外，它应继续克服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瞿秋白曾起而反驳，认为中共盲动主义
并不严重，而且已经克服了，目前在中国白色恐怖之下，有些同志不敢坚决与蒋介石统治作
斗争，是当前主要的右倾危险；因而在中国也同样要着重于反右倾。
不待说，罗明那滋和鲁易门支持瞿秋白的见解，此外，不少斯大林的追随者似也觉得在
反右倾的高潮中，居然有个例外，未免有些煞风景，甚至也有人觉得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在
布哈林指导之下所形成的决议，可能有右倾的私货，因而共产国际虽批准了中共第六次代表
大会的决议，但仍决定将中国问题交由东方部重新予以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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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大会闭幕以后，东方部经常举行会议，讨论中共问题，中共是共产国际在东方的一个主
要支部，自然受到重视，东方部和西欧局是共产国际两个重要的组织，它们分别主持所属各
支部的政策拟订工作。然后再由共产国际主席团或秘书处核定。
当时的东方部自然也是在斯大林势力控制之下。支持布哈林主张的人已经没有了。任部
长的芬兰人枯西宁是共产国际一位重要理论家，他曾拥护过布哈林的主张，当时正忙于洗刷
他所沾染上的色彩，遇事不敢作主。任枯西宁主要顾问的沙华洛夫，原是季洛作夫的亲信，
曾任东方部长，他之所以再度成为东方部的红人，似是斯大林认为在反布哈林的右倾中，这
个被处罚过的左倾反对派，还有利用的价值。还有一位顾问是匈牙利籍的理论家马加尔，曾
著过《中国农民问题》一书，强调马克思所说的亚洲共产方式的说法。与官方在这方面的理
论，颇有出入。他们多不愿卷入纷争里面去。至于任东方部之下的中国部部长的米夫，则谨
守着斯大林的立场，不敢有所主张，我们曾目之为“官僚”。其实，在独裁制度之下，个人虽
具天才，也是无由表现的。
瞿秋白和我是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在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上，瞿秋白获选为共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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