际主席团的委员，兼秘书处的秘书，我则被选为候补委员及候补秘书。我们都可以经常参加
东方部的会议。尤其是讨论中国问题的时候，更非我们到场不可。
最初是瞿秋白向东方部提出了有关中共问题的意见书，主要内容是说中国革命的新高潮
即将到来，因此，中共应积极准备武装暴动，推翻国民党的统治，中共要和共产国际的其他
支部一样，着重于反右倾的主要危险。
我觉得我应该维护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不要让盲动主义再抬头，因而也提出了
与瞿秋白针锋相对的意见书，我说明中国革命的新高潮并无立即到来的迹象，更因中共所受
到的惨重损失，革命新高潮的到来，反被推迟了，应遵照中共六次大会的决议，积极争取群
众，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急躁情绪，决不可让盲动主义复活。
此外，中共驻农民国际的代表王若飞也写了反对瞿秋白关于农民土地问题的意见书，他
除表示中共应继续克服盲动主义的倾向外，进而指出那些盲动主义者在农民问题上，不了解
反对富农的重要，反而犯着主张联络富农的右倾错误。王若飞这种见解，显然比我更进一步，
企图将左倾和右倾的错误，一股脑儿集中在瞿秋白身上，曾使瞿秋白大伤脑筋。
我们为了这些不同的意见，反复辩难，相持不下。瞿秋白诬指我认为中国革命新高潮的
到来，遥遥无时，正是右倾的思想。我则平心静气的答以我是维护六次大会的决议，不要毫
无理由的任意更改；所谓中国革命新高潮即将到来的主张，究竟有何根据，似应首先予以证
明。
这个争论在东方部每周一次的会议上，都曾不断的讨论，经过两个月的时间，还是不能
作具体的解决。东方部的要人们都或多或少的表示并无充分理由来修改六次大会的决定，但
又不愿直接否定瞿秋白的主张，当瞿秋白喋喋不休的发表反右倾的高论的时候，枯西宁曾讥
讽的说：“我看中国同志似乎每人都同时有左右两个倾向。”我当时即觉得这句话也许适用于
中国同志。一般说来，东方部的要人们不愿在左倾与右倾这个问题上纠缠，大多就南京政权
占有北京后的前途①、亚洲生产方式、商业资本与高利贷资本以及富农等问题，作理论的阐
明与研究。
在东方部最后一次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枯西宁曾宣称：“斯大林本人是中国问题的最高
权威，而且他对共产国际目前应予中共中央以何种补充的指示的问题，也极有兴趣。”接着他
提议组织一个中国问题三人委员会，包括斯大林本人，米夫和另一位斯大林身边的中国问题
的秘书，草拟对中共中央的指示，并将东方部讨论这个问题的全部记录，统交这个三人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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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会处理。枯西宁这种作法显然是放弃了东方部的职责，推给斯大林去直接处理，也许是他另
有苦衷。从此，东方部的会议，也不经常举行，对东方各支部的指导改采个别处理的方式，
这似是对讨论中国问题引起了麻烦，而加以改变的。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初，中国问题三人委员会成立后约两个星期，斯大林约我和瞿秋白去
会谈，这也是我们第一次与斯大林直接商谈中国问题。那天晚上九时，在他那间陈设很简单
的办公室里，斯大林坐在大办公桌的后面，我们则与他隔着桌子对坐，他不断的抽烟斗。开
始时他问了一些有关我们在莫斯科的生活情形，对我们很亲切，表现了他那老于世故的态度。
接着斯大林问我们：像宋庆龄这样的人，如果在中国大城市的街上，遇见一个共产党员，
会不会叫警察逮捕他？原来宋庆龄在离开武汉后，来到莫斯科，正遇着中山大学在进行反国
民党运动，她参加过几次这个学校的学生大会。有些大学生的发言曾批评过孙中山先生的主
张和作法，为她所不满，并曾公开表示抗议，因此，斯大林才提出这一问题。
我直率的回答：“我看不会的。”接着说明宋庆龄不仅是孙中山先生的夫人，而且确是热
烈拥护孙中山先生主张的人，她对过去孙中山先生手订的联俄联共政策，曾表示过信守不渝；
对南京那些军阀政客，公开背叛孙先生的理想和主张，更是厌恶②。虽然她在莫斯科曾有过
不满我们的表示，但不会因此跑到反共的极端上去，退一步说，她也受着中国孔夫子道德观
念的影响，不至于在街上捉拿共产党员的。
斯大林接着问：陈独秀是否能找到必需的钱和获得其他的条件来办一张报纸？他这个问
题，似是判定陈独秀被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排出中共中央之后，可能会采取反共产国际的态
度。他所耽心的是陈独秀有无能力另行办报或另行组党等等。
我告诉他：“陈独秀办不起一张有力量的报。”我根据我所知道的事实，告诉他陈独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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