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的问题因而也获得决定。
在独裁的压力之下，人们的心理多少有些变态。像我这样权宜之计，简直不算一回事。
我曾遇见一些人，公开热烈拥护斯大林，但暗中又有很多怨言，这也许是独裁政治必然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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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的毛病。我的太太在莫斯科一家印刷工厂做工的时候，厂内的共产党员和同情共产主义
的工人们，时常公开高叫“斯大林万岁！”但私下里却向我太太说：我们的老板不好！这种情
况，至今在共产国家中，似仍存在着。
我开始力理回国的手续，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我和我太太的假护照都办好了。在这段
时间内，似乎我已恢复了我原有的地位，人们对我的态度显然有所改善。共产国际交通处长
为我办理回国手续甚为周到；早与我有交谊的沙发诺夫这时不再避嫌，常与我滔滔不绝的谈
论中国问题；主管中国事务的马加尔对我更是亲善。
在我动身的前几天，马加尔邀我在他家中共进晚餐。他的住房，小巧精致，颇有点西欧
绅士家庭的派头。他向我多方解说：共产国际的任何人，对我不仅没有误会，而且很是器重；
希望我回国去放手工作，挽救中共的危机，共产国际将充分支持。这样，我过专被人目为布
哈林派，右倾调和派和中大分裂派等等的嫌疑，似是一扫无遗了。
临别马加尔还问我：你回国工作，还有什么困难和疑虑的地方？我想了一想，向他说：
关于拥护苏联一点，究应如何进行？他回答说：我想，各兄弟党努力发展他们本国的革命，
就是拥护苏俄的最好办法；如果将拥护苏俄当作一项单独工作来进行，将使资本主义者诬蔑
我们是苏俄的第五纵队。我答复他：如果都照你这样解释，那就什么问题也没有了。
马加尔是一位自命不凡的理论家，放言高论，有时如脱缰之马，任意奔放。也许就因为
多言惹祸，据说他后来终于被斯大林清算掉了。他被清算的消息，曾引起我许多的回忆，也
曾因此想起当时共产国际那些风云人物，如柏金斯基等，多数都不知下落了。这些人曾为世
界革命，捧过斯大林的场，但终于又被视为乱叫的讨厌的乌鸦。
我行前的态度相当谨慎，从不流露出将有什么雄图，我以一个士兵自居，表示一切决照
共产国际的指示去奋斗。也许就因为我这种态度，使我能顺利结束了我在莫斯科两年半的生
活，重归我的祖国。
①南京政权于一九二八年六月八日进占北京。
②宋庆龄那年赴莫斯科前曾在上海发表声明书（一九二七年八月廿二日），同年九月六日在莫斯科又一
次发表声明（两声明见宋庆龄著《为新中国奋斗》第八页至第十一页及第十四页至第十六页—北京，人民出
版社一九五二年版）均曾说明这两点。
③见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日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
第十五篇 从立三路线到王明路线
第一章 白区党的团结工作
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共四中全会压抑了立三路线，也严重的打击了一班反立兰路线的老
干部，并使米夫的党徒陈绍禹等掌握了中央的领导机构。陈绍禹（即王明）等这些留俄学生
中的布尔什维克，受着莫斯科政治气候的影响，经由米夫的直接领导，在中共内部首先推行
阴谋诡计的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左倾的立三路线，又将反立三路线的何孟雄等老干部视
为右派，加以排除，结果造成了中共支离破碎的局面。他们由此出发，以莫斯科的教条，统
治了中共几达五年之久，成为有名的“王明路线”。我于四中全会闭幕后约十天，到达上海，
为了挽救党的危机，只有忍痛号召党内团结。不久，中共的领导重心，又分散转移到各苏维
埃区去了。
我的太太也早已厌恶中大的斗争，很想早日归国。一九三〇年圣诞节后，我们由鲁克斯
旅社搬到一个秘密住所，搜购一些适用的衣物，从事改装。我们居然得到两张中华民国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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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护照，护照上用的是假名字，籍贯是江苏，年龄相仿，注明系由德国留学返国。我们
依照这种身份，改装得维妙维肖。我们虽未到过柏林巴黎等城市，但学习了那些城市的情况，
特别注意街道名称、华侨住所和中国领使馆所在地等等，以便应付查询。我们这种做作，经
过一对招待我们的俄国年轻夫妇的考验，认为合格，于是便踏上归程。
我们伪装由柏林动身回国，路经莫斯科，因我的太太患病停留了几天，现在病愈才又从
莫斯科上车。一九三一年元旦后的几天，我们坐着撬车到达车站，和普通旅客一样，经过查
验护照和换取车票等手续，搭上了东行国际列车的头等卧车。一个俄国乞丐在车站上用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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